范质总结自己做宰相心得时有一句名言：“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他把宽容作为一个好宰相的必要条件，认为作为宰相，要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容天下难容之人，在斡旋上下、协调左右、平衡利益、维护稳定中雍容大度、海纳百川。

    不过，宽容也有其多面性。一种宽容有原则性，小事宽容，大事严格，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一种宽容无原则性，好也好，坏也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有一种宽容心里有原则、表面无原则，面对谄上欺下的丑行、面对贪赃枉法的恶行、面对明火执仗的暴行无可奈何，往往以隐忍的方式求和，以委屈的方式求全，以妥协的方式求稳。而范质的所谓宽容，便是心里有原则、表面无原则的宽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致让他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

    在历史的画廊中，范质风度翩翩，是个帅哥。不过，他既有君子的风度，也有书生的软弱，宽容而不果敢，仁慈而不决绝，一句话：心太软。范质一生，五朝为官、两朝为相，一路风风雨雨。他总是本着慈让之心、宽厚之怀，容易感动，颇为顺从。后汉时，他是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刘知远父子昏聩，郭威起兵夺天下，范质躲避战乱、藏匿民间，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正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袍子给他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郭威，成了后周的宰相。“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陈桥回到京城，一见到范质就痛哭流涕，边哭边向他诉说将帅们威逼利诱、迫使自己“黄袍加身”的种种无奈，范质心一软，就率王溥、魏仁浦等向赵匡胤行了君臣之礼。其实，当时最有资格与赵匡胤叫板的就是范质，因为他是顾命大臣、第一宰相，地位比赵匡胤高，朝中文武几乎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尽管他对于赵匡胤谋权篡位的行径心里不齿，但还是顺从了。他一顺从，朝中其他反对派便势如破竹，使赵匡胤得以不损一枪一炮而夺取皇位。

    有时候宽容是要付出代价的，良心的自责就是一种。

    宋初，虽然被赵匡胤任命为宰相、首辅，但范质丝毫也没有欣慰之感。周世宗柴荣临终前将妻儿老小全托付给他，把他作为唯一可以依靠的顾命大臣，希望他辅佐少帝、照顾皇族，他却在关键时刻置自己的誓言于不顾，因为赵匡胤的几滴眼泪而丢弃责任与道义，卑躬屈膝，俯首称臣。范质以君子自勉，却因为自己的所谓宽容、所谓忍辱负重而牺牲了人格与道义。

    相对于五代末宋朝初的宰相冯道与赵普，范质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心感受和心路历程。相对于“长乐老”冯道那沾沾自喜的小人嘴脸，范质脸皮没那么厚，有自知之明；相对于为赵匡胤出主意、想办法、策划兵变谋反的赵普，范质与后周皇室关系过密，与赵匡胤之间隔了一层肚皮，在服务过程中难免投鼠忌器、顾虑颇多。因此，他处理起事务来，不像冯道那般精明老到、游刃有余，也不像赵普那样雷厉风行、肆无忌惮。甚至他的宽容，也始终笼罩着一层软弱和悲凉的色彩。他的自责与愧疚，如同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让他不堪负重。

    从范质后来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这种行为取向。他在宋初首辅多年，始终廉洁自律，从来不收受下级的馈赠，得到的俸禄与皇帝的赏赐也大多送给了孤遗贫弱。他死后家里一贫如洗。他平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所谓“食不异品”，穿的也是粗布衣服，严于律己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成人之美，推荐后进，把吕馀庆、赵普等部下推荐到了更加重要的岗位。他谦虚谨慎、埋头著作，撰写《范鲁公集》、《五代通录》百余卷；临终前，他还反复告诫儿子，自己死后不得向朝廷请封谥号，不得刻墓碑，这在历代宰相中绝无仅有。后来，宋太宗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洁，无出质右者”，给了他相当高的评价。他唯一一次发怒，是有人主张除去柴氏孤儿寡母以绝后患、赵匡胤以商量的口气征求他意见时，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反对，他说既是禅让，您对待人家太后，也应该像母亲一般尊敬，怎么反而威胁他们母子生命呢？这让赵匡胤无地自容。种种迹象表明，范质一直在进行着自我灵魂救赎，希望从心灵深处得到道义上的平衡与良心上的解脱。

    他解脱了吗？我看他至死也没有，否则就不会交代儿子不请谥号、不刻墓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