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传播主要靠手抄。为避免儒学经典传播差错，朝廷出资将经典著作刻于石碑之上，并公之于众。在洛阳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曹魏时期用三种字体、刻录有《春秋》和《尚书》等内容的《正始石经》残碑——它就是立于古代最高学府太学内的教科书，对研究古代教育和书法具有重要意义。

    清光绪年间，白马寺附近发现一些小块刻字的残石。残石上的字分别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然而，这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因为在古都洛阳，这种刻着字的石块数不胜数。

    直到民国时期，伊滨区佃庄镇又出土了一块较大的石碑，上面也有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这才引起了金石学者的关注。然而此时，古董商已先行购得石碑。为方便搬运，古董商将石碑从中一剖为二。后来，国民党政府设法将残碑收回，进行研究。当时，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参与其中。

    据考证，这块残碑刻的是《尚书》《春秋》的内容。由于两者都是儒家的经籍，学者们一致断定这是一部石经，是立于汉魏时期洛阳太学讲堂的教科书。专家介绍，石经前曾有无数儒生抄录学习，见证了儒学薪火相传和古代教育的发展。在古代，有文字可考的大规模官刻石经共有七部，依次为东汉的《熹平石经》、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后蜀的《广政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绍兴石经》和清朝的《乾隆石经》。在这七部石经中，只有曹魏的《正始石经》是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制的，所以曹魏的《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

    王国维在《魏石经残石考》中记述，从字迹上看，石经并非一人所书，而是集体书写的，作者已经无从考证。至于为何石碑上会有三种文字，学界意见并不统一。王国维曾认为，东汉时，书籍很少，古文、隶书等字体均有使用，为了相互印证，曹魏统治者把三种字体都刻上，让所有学生都能看懂。古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字。专家认为，古文经辗转摹写和书刻，碑上的字形可能已经失真，但这部《正始石经》对研究经学和战国文字，仍有重要价值。

    《正始石经》用三种字体刻录《尚书》和《春秋》这两部经书，总字数应有14万字左右。专家推测，《正始石经》和《熹平石经》年代相近，大小应该差不多。按照《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八尺，广四尺”的大小计算，《正始石经》可能用了28块石碑。洛阳博物馆所藏的这块残碑，在伊滨区佃庄镇汉魏太学遗址出土后即被保存。碑表刻《尚书》，碑里刻《春秋》，研究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