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诸子的思想，多是尊崇儒家为正统，但又融合了儒、道、佛三家的精髓，蜕变出于道、佛的理学，开启了自汉代以来的思想界新的统一时代。而缔造这种局面的虽有前人的默默拓荒，但不可忽视宋代的苦心耕耘者，例如邵雍、周敦颐、张载、程明道、程伊川等“北宋五子”；其中真正把儒家学说发扬光大的，应首推张载。

    张载字子厚，世居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亲张迪于宋真宗初年携妻陆氏上任陕西长安。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天圣元年（1023年）任涪州（今四川涪陵县）知州，后赠尚书督官郎中。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家议归葬开封。15岁的张载和5岁的张戬与母亲护送父柩跋山涉水来到了眉县横渠，因路资不足加之前方发生战乱，无力返回故里开封，遂将父安葬于横渠大振古迷狐岭上，全家也就安居于此，以后张载就在此生活，人称他为横渠先生。

    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他就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演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军府召见了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张载谈论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打算，范仲淹对他的热情赞扬，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并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勉励他去读《中庸》，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需去研究军事，而应从《中庸》学起，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学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京应考，当时是由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招待命之际，张载受文彦博宰相的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一天晚上，张载遇洛阳程颢、程颐兄弟，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的还不够，第二天，他对他的学生说：“现在才知道二程兄弟对《易经》研究的是如此深入，我是比不上的，你们都去拜他们为师吧”。于是撤席罢讲，表现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的精神，他的《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张载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谓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我，提出训戒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丞吕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说：“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三代即夏、商、周）神宗听了非常满意。后来王安石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但是张载对于变法内容不是很了解，而且又不愿意牵扯到变法和保守派的党争中，所以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逐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似辞去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使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于是辞官回到横渠。

    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恢复古礼和井田的两项实践。为了训戒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他的执著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均、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