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宋辽之间维持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宋辽之间的贸易往来兴盛起来，同时，宋辽官方之间的外交礼仪活动也恢复正常。宋朝廷还特别设立了由内侍职掌管的国信司，专门处理宋辽外交往来。

    仁宗景佑六年（1039年）宋与西夏之间发生战争，在宋朝应顾不暇时，辽国忽然派使者来宋，再次提出索要关南之地，同时要求宋对西夏出兵以及在北方边境疏通河道、增加兵力等事情作出解释。口气强硬，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朝廷令当时还是知制法的富弼为伴使，同中使一起到京城外迎接辽使。辽使刘六符到达后，下马于宋朝官员见面。按照礼仪，该由中使转达仁宗的慰问，辽使拜谢。但是辽使态度强横，根本不行宋朝礼仪。富弼见状，厉声质问：“南北两主，称为兄弟，我主与你主地位相当，现传旨慰劳你，你为何不行拜见之礼”？辽使借口有病，不能行礼。富弼说：“我也曾出使到北方，途中卧病难起，但是听到你主的旨令，能马上撑起病体而行礼，你怎能因病而置礼仪与不顾呢”？一番话说得辽使无言以对，只好起身行礼，而后随富弼进了京城。

    富弼安顿了辽使，他有礼有节、大度宽容的作风深深感动了辽使。辽使不但不再寻畔生事，还将辽主此次派他前来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对于辽主提出的无理责难和非分要求，富弼一一据理辩驳。辽使最后悄悄告诉富弼，对契丹的要求，宋方能从则从；不从可以用加岁币或和亲的办法解决。富弼将辽使的话禀报给仁宗，仁宗思量再三，决定派富弼出使谈判。仁宗的诏令引起朝中的议论，很多人为富弼此行捏了一把汗。

    在富弼与辽使返回辽国的途中，辽军已经向河北等地聚集，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企图给谈判施加压力。宋朝在吕夷简的布置下，加紧备战，毫不示弱，令辽兴宗和手下将领们大为扫兴。

    富弼见到辽兴宗，开口便问：“两朝圣上父传子继，和平相处了近四十年，而今无缘无故要求割地，究竟为何”？辽兴宗反问：“南朝违约，阻塞雁门，增灌塘水，修筑城墙，扩招民兵，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为此我朝大臣纷纷请求举兵南下，我的意思是先礼后兵”。“难道陛下忘记了我朝先帝的大恩大德吗”？富弼毫不客气地质问兴宗：“澶渊之战时，我朝将士人人要一战到底，若是先帝顺从将士之意，恐怕北兵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去的。我朝先帝顾全大局，立下了和约。今天北朝要再调事端，再动干戈，一定是朝中的奸臣，只为自己，不为朝廷祸福而出的奸计”。话到此处，兴宗不解。富弼直言不讳：“北朝进克中原之后，所得一切财富，是不是都归于公家之手？北朝花费了无数的军、兵械，结果是富了私家穷了公家。而今中原幅员万里，拥有精兵强将以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此时北朝用兵，能保全胜吗？就是得胜，劳师伤财，是群臣受害，还是人主受害呢？如果两朝通好不断，岁币尽归陛下，群臣又能得到什么呢？所以为群臣着想，宜战不宜和；为陛下着想，宜和不宜战”。富弼的话，一针见血，利弊得失尽在其中，说得兴宗连连点头称是。

    富弼见兴宗已经被自己的话打动，才对兴宗最初的质问作出回答。他说：“我朝阻塞雁门，是为防备西夏；疏浚塘水，是南北通好以前的事；修筑城墙，不过是因其已破旧不堪；扩招民兵，也只是为了填补缺额，怎么说是违约呢”？“事实果然如此，是我错怪了南朝。但我祖宗的故地，还望返还”兴宗的口气逐渐缓和下来了。富弼说：“关南之地是周代的事。若各自都翻旧帐的话，幽、蓟两地曾隶属中原，难道是北朝的故地吗”？兴宗一时无言以对，便不再理论，于是设宴招待富弼一行。

    席间，刘六符委婉地说明了辽主以岁币为耻，还是希望南朝稍作让步，将关南之地尽早退回。虽然在酒宴上富弼一直和颜悦色，但提到这个问题，富弼义正词严，“我朝皇帝为祖宗守土保国，寸尺之地不敢予人。北朝所要的不过是租赋财富，我朝圣上为防两朝百姓再遭兵戈乱，所以委屈自己，以增加岁币来求全。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关南十县，是有意撕毁盟约，而以此作为藉口罢了。澶渊之盟，有天地作证，若北朝首先挑起事端，伤害的并非只我一方，实为天地所不容”。

    第二天，辽兴宗召富弼同去狩猎。途中，兴宗委婉地说：“南朝如果许我以关南之地，我当永远感激不尽，誓与南朝通好”。“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以失地为辱，两朝既以兄弟相称，怎可一荣一辱呢”？这次富弼一改前日据理力争的策略，将心比心，以情动人，使得兴宗再也不好意思坚持索地的要求，同意增加岁币。

    心有不甘的辽兴宗坚持把赠岁币称为“献”。富弼驳道：“南朝为兄，岂有为兄献弟的道理”？“献字不用，改一纳字”。兴宗兜了一个圈子。富弼寸步不让，兴宗悻悻地说：“岁币肯定是要增加的，又何必在乎这区区一字呢？倘若我拥兵南下，难道你朝就不后悔吗”？面对辽主的威逼，富弼还是毫无俱色：“我朝兼爱南北的百姓，所以委曲求全，增加岁币，这并非是害怕你朝。若不得已改和为战，也要以道理曲直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那时谁胜谁负，使臣就不敢预料了”。“卿勿固执已见，古时也有这样的先例嘛”！兴宗变着法儿地想要富弼妥协。富弼再也不能让辽主的得寸进尺，他勃然怒起：“古时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时，将馈赠称为南纳，但后来太宗首领之时，难道此例尚存吗”？富弼一脸怒气，一字一字如锤落地。兴宗知道再下去，富弼也不会退让，便换了口气，缓缓地说：“我会派人前去再议”。

    兴宗果真派使臣专为“献”、“纳”两字与富弼回宋都再作商议。富弼向仁宗汇报了谈判的过程，特别提请朝廷千万不要应允辽的无理要求。仁宗当面答应下来，可谁知后来竟在晏殊的建议下，许用了“纳”字，葬送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以宋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条件，最终达成了和议。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富弼以“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为谋略，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和利益，又不伤两国间的感情；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使辽主乘人之危、坐收渔利的企图屡屡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