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元宵节期间，开封一系列文化旅游项目的安排，使浓郁的大宋文化再次成为欢度佳节的人们尽情享受的精神大餐。宋文化奠基于开封，成形于北宋。这些年来，通过推进文化开封建设，开封的宋韵特色在不断彰显，“宋韵开封”的品牌愈加出彩。宋韵特色，其实是新时代里宋文化的魅力。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者如何看待宋文化？或者说，在他们眼里，宋文化是一道怎样的风景？作为生活在皇城根下的开封人，了解研究这些，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建设宋韵开封十分必要，也很有裨益。

    陈邦瞻：宋其三变，未睹其极

    关于宋文化，宋人早有论及。史尧弼在他的《策问》中曾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两宋历史300多年，史尧弼生活在两宋之交，所以他说的“文物”，当然不是指后人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宋代的瓶瓶罐罐，而是指宋代文明，也就是宋文化。对此，南宋大儒朱熹也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到了明代，方孝孺曾以诗歌“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对宋文化给予了高度肯定。史学家陈邦瞻在其编撰的《宋史纪事本末》中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 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这早已是学界公论。陈邦瞻提出“宋其三变”之论，正是看到了这个转型。在大宋历史上呈现出的变化，如商品经济的繁荣，科举选官的兴盛，文官政治的凸显，市民文化的兴起等，无不是前朝之所未见。“而吾未睹其极”之说，更是说明了宋文化对后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

    严复：赵宋历史，最宜究心

    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学贯中西。为救亡图存，他放眼看世界，呼吁变法，提倡西学，开启民智，贡献甚大。但是他决不是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人，相反，在对比中西文化异同的过程中，他认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对传统文化主张去其糟粕，“择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
晚年的严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击，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更加推崇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宋文化，在与后辈熊纯如的信札中，针对西方文明“其弊日见”的现实，他“痛诋不    已”。他这样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究心”者，专心研究是也。严复晚年为何如此看重宋代历史，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

王国维：汉唐元明，皆所不逮

    清末民初杰出学者王国维，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等领域均有深厚造诣。他特别推崇宋文化，尤其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价值。在《宋代之金石学》中，他开篇就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接着他在罗列宋代哲学、科学、史学、绘画、诗歌、考证等领域代表人物后，下结论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
    天水是赵姓族人的郡望之地，《宋史》说“天水，国之姓望也”，“天水一朝”也就是“宋朝”。“天水一朝”的大宋，其文化在王国维眼里，为何汉唐元明皆所不逮？这是多么诱人的话题！

吕思勉：创辟时代，不同前人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领域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史学家。
    对于宋文化，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多有论述。他说：“宋朝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其学术思想和文艺都有和前人不同之处。”“宋学总不失为一种独立而有特色的学术。”
对于宋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他又说：“宋学从第11世纪的中叶起，到17世纪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600年。”这个论断与明代陈邦瞻的“吾未睹其极”之说完全一致。
不仅如此，吕思勉还看到了科学技术对宋文化的巨大作用。他说：“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

陈寅恪：造极赵宋，民族瑰宝

    1943年，拒绝日本请求、在广西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家陈寅恪，为另一位史学家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证》欣然作序。在这篇序言中，他对宋文化下了一个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所以他自信地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陈寅恪不仅对宋文化十分推崇，而且充满了文化自信，认为宋文化“终必复振”，明确提出了“新宋学”的概念，并视“新宋学”的建立为民族文化复兴的标志。

钱穆：不识宋学，不识近代

    历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曾提出“不知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著名论断。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引论”中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别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钱穆看到了宋代文学、政治和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且十分看重宋代理学的价值。他在《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一文中说：“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宋代理学提倡正心术之说，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处之终为不可忽视也。”
    不仅如此，钱穆还在其《理学与艺术》一文中提出了“后代中国”的观点：“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所以他在《宋以下中国文化的趋势》中又说：“宋元明清四代约一千年，可以说是中国的近代史。”

邓广铭：空前绝后，世界领先

    宋史专家邓广铭在其诸多著述中对宋文化的成就和地位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他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中他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在《〈北宋文化史述论〉序引》中，他又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
    1991年，北京国际宋史研讨会举行。在开幕词中，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邓广铭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10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2008年，《邓广铭自选集》出版。在《自序》中他说：“宋代的文化学术，较之它的前代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从其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之并驾齐驱的现象来说是如此，从其每种学科中都先后出现了造诣高深的学人与论著来说也同样如此。”
    一城宋韵，八朝开封，中国学者关于宋文化地位和价值的论述，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值得我们扛起这分自信，并作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