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三种发明，改变世界

    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既是中国与沿线各国重要的贸易平台，也是双方科技交流的平台。中国的科学技术通过丝绸之路，广泛而又深刻地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生产进步、文化传播和社会变革。三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更是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恩格斯说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其著名的《新工具》一书中，他盛赞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他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曾改变了整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显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不是诞生在宋代，但是这三项技术的关键改进、应用普及和向外传播都是在宋代发生的。

马克思：三大发明，强大杠杆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不仅关注西方国家，而且也长期关注世界的东方。翻开他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篇著作，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节，马克思引用大量科技史料，阐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变革、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会读到一段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为了理解他这段话，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手握长矛和利剑的骑士，以战争为职业，是欧洲中世纪封建主的保护者；火药传到欧洲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火药武器炸毁了封建城堡，打败了骑士阶层。而资本主义的崛起，离不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当然需要指南针。至于新教，它是近代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它的出现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这其中离不开先进的印刷术大量印刷《圣经》。而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13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在15世纪中叶传遍整个欧洲，成为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最重要的技术发明。
    一句话，三大发明的西传，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所以马克思说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

内藤、宫崎：宋代近世，文艺复兴

    内藤湖南是日本中国史学家，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一生多次来中国考察，与严复、张元济、罗振玉等均有交往，著有《中国史通论》《中国近世史》等。
    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内藤借用西方近代史学关于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的三分法，提出了著名的“宋代近世说”。他在《概括的唐宋观》一文中说：“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在《中国近世史》一书中，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科举等多方面论述了宋代及其以后与唐代的不同。
内藤的学生宫崎市定，著名的东洋史研究专家。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这一观点，在其《东洋的近世》一文中，他从交通、社会经济、政治、国民主义、文化五个方面，对宋代的近世特色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在宋代就已进入近世，不仅在时间上远早于欧洲，还或直接或间接地促生、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与近代文明的产生。他说：“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纪社会的明显差异。”“由于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宋代近世说”对世界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出版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第四卷书名就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他们的观点无疑刷新了我们看待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目光。

李约瑟：科学繁荣，黄金时代

    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生前曾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他曾说：“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1945年，他曾两度访问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通史。他以一个西方人视角，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东西方比较研究，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在该书中，对于宋代历史和文化，李约瑟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两宋虽然一直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困扰，但“帝国的文化和科学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为现实”。
    所以对于宋代科技，李约瑟称“宋代确实是中国本土上科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李约瑟还说，“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一致。
    李约瑟赞誉《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其作者沈括更是被他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谢和耐：质的变化，近代端倪

    法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谢和耐，生前也曾多次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一生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他笃信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中国所走的路都是中国化的。
    他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一书，全面描述了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于宋代和宋文化，他在该书中这样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所以他干脆说，宋代是“中国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谢和耐所说的11～13世纪，不正是宋代吗！
    宋文化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璀璨华章，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随着不同时期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对宋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中外学者对宋文化的看法，也许今天我们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宋文化的魅力将永远吸引着人们去挖掘、去研究，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其精华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