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开封的汴籍御史李宏谟
    在《清代朱卷集成》一书中，收入了8000多份清代朱卷。其中，包括汴籍御史李宏谟及其两子的朱卷。这就是：李宏谟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 年）考举人时的朱卷，其长子李象寅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 年）考举人时的朱卷，次子李象辰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 年）考进士时的朱卷。据这3份朱卷可知，李宏谟一家“世居南熏门内”。南熏门是开封外城的正南门，其遗址在今火车站偏西南方向处。
    按照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在省内参加乡试（考举人）或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的考生必须按照考题要求，在答卷中写八股文和作一首诗，同时，应在答卷上交代个人履历以及本族谱系。而本族谱系起码要写明上三代的简况，凡上代有科名、官阶、封典、著作等，应一一注于名下，以显扬门庭之昌盛。由于李宏谟无显赫的家世，他只交代了父亲李祥，字瑞庭；祖父李文相，字廷臣；曾祖父李芳，字芷江。在他父亲名下，虽写有“例赠文林郎”的字样，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实际当过官。因为文林郎不是职官，而是散官。所谓散官，是用来定级别的。在清朝，定文林郎为正七品。李祥能得到封赠的正七品官衔是因儿子做官而得的名誉级别，并非他曾在某地区、某部门实际担任过七品官。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李宏谟之父有个官衔，但他依然是个无功名、无实际官职之人。在《清代朱卷集成》一书中，那些家世显贵的考生为显扬家世之昌盛，常在考卷上写出多代，甚至从始祖写起，并在各代人名之下一一注明其科名、官阶、封典、著作等。因此，分析、研究李宏谟父子的朱卷以后我们确信，汴籍御史李宏谟之家原本是一户普通人家。就在这户普通人家，李宏谟于道光八年（公元1828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诞生了。在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清代，李宏谟成人后，娶了普通人家之女盛氏。在李宏谟考举人之前，他与盛氏已有一子，取名金榜，号珠囊。儿子之名体现了李宏谟的心愿：凭借能写字字珠玑之文，以求金榜题名。不久，李宏谟的心愿实现了，但他并不满足，故而严格管教两子，要求他俩认真读书，继续走科举之路。结果，其两子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李宏谟父子都获得了功名。具体来说，李宏谟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 年）中举，咸丰六年（公元1856 年）又考中二甲第 59 名进士，并成钦点翰林。李象寅紧随其父，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考中河南乡试第 66 名举人。李象辰则紧随父兄，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考中河南乡试第 15 名举人，次年考中二甲第 75 名进士。他们获得功名之后，都当了官。于是，他家就成了一个拥有三举人、两进士、一翰林的知名科举家族。
    由于李宏谟的上代无功名也无人当官，所以，李宏谟的上三代所娶之妻，即李宏谟的母亲、祖母、曾祖母，都是普通人家之女。用现在的话说，李宏谟是一个没有家庭背景之人。据《祥符县志》记载，没有家庭背景的李宏谟“为诸生即有大志”。在明清时期，诸生是指经过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生员。因为生员分为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故统称诸生。李宏谟在学习时期，曾与开封的其他诸生结“茗香社”。“茗香社”的成员，有后来任广州知府的冯端本以及冯端人、边农友、徐祥麟（字小亭）、王宫午、高文铭（字仲新）等。“茗香社”设在杏花园街路南。李宏谟在其所写《高仲新传》中说：“咸丰初，同邑许汝济于省之杏花园南偏筑屋数楹，邀徐小亭及予、仲新读书其中。”一群青年学子在“茗香社”研究学问，讨论国家大事。由于李宏谟参与“茗香社”的活动，使他学业大进，并提高了分析认识社会问题的能力。因此，李宏谟终身难忘“茗香社”。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李宏谟著《茗香社课艺》，是他在京做官之后为怀念茗香社旧友而汇集大家在“茗香社”所写之文，并亲自写序，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刻印成册的。
    由于科举考试成绩优异，先考中举人、进士，又成钦点翰林，于是李宏谟便顺利地步入仕途，从而改换了门庭。由于他学问好、人品好，为人耿直敢言，不久升任御史，再升为高官。《清代翰林传略》记载：“李宏谟，字禹山，号仲远。河南祥符（今开封）人。二甲五十九名进士。散官改兵部主事。同治九年，任顺天同考官。历官至顺天府丞。”这说明，没有家庭背景的李宏谟最后竟当上了顺天府府丞。清代的顺天府指京师地区，顺天府的辖区在清初多有变化，乾隆八年 （公元1743 年）才开始固定了下来，共领五州十九县，即通、蓟、涿、霸、昌平五州和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安、固安、永清、保定（今河北省文安县新镇）、大城、文安、武清、香河、宝坻、宁河、三河、平谷、顺义、密云、怀柔十九县，又混称为顺天府二十四州县。清朝规定，京师的主要行政负责官员，即顺天府府尹和顺天府府丞，一律由汉族官员担任。顺天府府丞一职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市副市长。开封南熏门内的一户普通人家的子弟李宏谟，能担任如此重要的官职，自有其独到之处。
    《祥符县志》肯定 李宏谟给慈禧提意见
    根据《祥符县志》中的《李宏谟传》记载，在慈禧大权在握的同治年间，李宏谟曾以御史身份给慈禧提了一个意见，即要求她勤政。但是，李宏谟履行御史职责的这一举动却受到了皇帝的严饬，责其冒昧，几乎遭到褫革。但是，从《祥符县志》的具体记载中我们了解到，李宏谟是一位有胆量并忠于职守的御史。
    自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 年）三月初开始，慈禧因病月余不视朝政，基本不召见臣工。因此，到了五月初一日，李宏谟便以御史的身份上了一份奏折：《请勤召对》。笔者试图阅读此折原文，曾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询，但是未曾查到。不过从《祥符县志》的《李宏谟传》中可以得知其主要内容：“朝廷之敬怠，实天下之治乱所关。方今军务未竣，水旱频仍，矧本日日食至九分有余，天象变异，尤堪悚惕。伏乞慈禧皇太后圣体大安即逐日召见臣工，访求治理庶政，事修明，灾可化。”由此可知，李宏谟的《请勤召对》折，虽说是向慈禧提意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建议。因此，可把《请勤召对》折定性为建议性的奏折。可是，在皇权至上的清代，此折上达之后却遭到严饬。《清史稿》中的穆宗本纪，在记载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 年）五月初二日的大事时，涉及了此事。该书记：“自三月初旬，慈禧太后弗豫，月余不视朝。至是，御史李宏谟请勤召对。谕责其冒昧，严饬之。”这就是说，李宏谟头一天呈上《请勤召对》折，第二天就遭到了严饬。《清史稿》一书是一批清代遗老在民国时期编纂的，该书只是较客观地记载了李宏谟给慈禧提意见的前后，并没有肯定汴籍御史李宏谟忠于职守。《清实录·穆宗实录》在光绪朝由官方编纂，完全体现朝廷的意志。该书对此事的态度不仅是未肯定汴籍御史李宏谟忠于职守，反而在字里行间赞扬慈禧宽宏大量。其记载如下：“乙酉，谕内阁，昨日御史李宏谟奏，请勤召对一折，览奏实堪诧异。自朕御极后，两宫皇太后垂帘训政，励精图治，惟日孜孜，召见臣工访求治理。本年入春以来，慈禧皇太后圣躬时有不适，仍以勤政为心，无间召对。迨三月初旬以后，圣体违和，久未痊愈，始月余未经视朝。然四月二十六日，犹力疾召见军机大臣，嗣因圣体尚未大安，是以连日仍未召见。李宏谟近在京师，岂独毫无闻见？竟以逐日召见为请，哓哓渎陈。冒昧已极，朕意本欲从重惩处，乃我皇太后以广开言路之时，特降懿旨加恩免其褫革，仍传旨严行申饬。”哓哓，《辞源》的解释是：争辩声。从这段记载看，皇帝认为李宏谟上《请勤召对》折是“哓哓渎陈。冒昧已极”，应该从重处理，可以革职。但是，由于“皇太后”从广开言路考虑，特降懿旨加恩，才“免其褫革”。这里所说的“皇太后”是慈禧吗？当时的皇太后有两位：慈安、慈禧。是慈安为广开言路而特降懿旨加恩免其褫革，还是慈禧？或者是二人同特降懿旨？对这一点，《清实录·穆宗实录》并没有写清楚。但是，仅仅从文字上推敲，因当时的皇太后有两位，笼统地用“皇太后”一词就应当包括慈禧。如果只粗读这段记载，就会理解为慈禧宽宏大量，赦免了本该革职的李宏谟。
    《祥符县志》的记载则完全不同于《清实录·穆宗实录》和《清史稿》，它充分肯定了李宏谟敢于给慈禧提意见。这主要体现在两处记载。一是记载“宏谟在谏垣章凡数十上……其《请勤召对》一疏，尤著直声”。谏垣，指御史工作之处。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李宏谟任御史时忠于职守，曾写了几十份奏折，而最能体现他敢于直言并使他名扬天下的是《请勤召对》一折。二是在介绍《请勤召对》一折的主要内容之后又记载了当时的社会反应：“闻者皆咋舌。”这短短5个字生动地描绘出当时《请勤召对》一折所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当时，大家都为李宏谟忠于职守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他捏把汗。《祥符县志》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那时，慈禧依然大权在握，该志能记载上述两点，可以认为是秉笔直书。因此，为敢给慈禧提意见的汴籍御史李宏谟点赞时，也应该为敢于秉笔直书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