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的履历
    包公是清官，人所共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财神。
    不对啊，财神不是骑老虎的赵公明吗？不是提大刀的关云长吗？中国民间崇拜财神，将赵公明奉为财神，将关云长奉为财神，将《封神榜》里被挖心的比干奉为财神。至于包公包青天，决不会有人拿他当财神的。
    问题是，包公实实在在做过财神。
    来，我们看看他的履历。
    包公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二月，死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活了六十四个周年。按古人喜欢在周年上虚增一岁的规矩，我们可以说包公享年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的一生，官场生涯有多长呢？仅有二十七年。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年），二十九岁的包公中了进士。按唐宋两朝的规矩，进士只是学位，不是官位，进士想做官，还要参加国家人事部门的选拔考试。这种考试主要测验考生对法令、判例与公文书写的熟悉程度，近似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通过了这种考试，进士方有做官的资格。
    参加人事选拔考试是需要在职官员举荐的，每名考生都要拿到三份以上的举荐状，也就是说，需要三名以上在职官员的点赞，否则就失去了考试资格。包公的爸爸包令仪是在职官员，他的岳父董浩是在职官员，他的同年进士文彦博的爸爸文洎也是在职官员，作为官宦子弟，他很顺利地拿到了三份以上的举荐状，很顺利地参加了考试，并且很顺利地通过了。您想啊，他少年时随父上任，在爸爸衙门里看惯了律条与公文，当然容易通过了。
    当年唐朝大诗人韩愈中进士后，去吏部参加人事选拔考试，第一次没通过，第二次没通过，第三次又败北，连续考了四年才得到一个官职。我们的包公比韩愈幸运多了，马到成功，一战成名。
    朝廷为包公分派官职，官衔是“大理评事”，职位是“知建昌县”。请大家注意，宋朝的“官”和“职”是分开的，“官”用来定品级，“职”用来定工作。“大理评事”是官，表明包公是八品官；“知建昌县”是职，表明包公要去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做知县。但是包公没有去，因为他爸爸已经退休，回到了安徽合肥，他想去距离父母近的地方做官。于是朝廷改派他“监和州税”，去安徽省和县当税务局局长。包公还是没去赴任，他跟朝廷请假，回合肥侍奉父母去了。
    包公在合肥老家住了整整十年，直到他父母离世，直到他守丧完毕，直到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他才正式开始做官——朝廷派他“知天长县”，去安徽天长当知县。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知县三年为一任，包公做了三年，升了官，被改派到端州当知州。
    知州也是三年为一任，待知州任满，包公被调回京城，职位是“勾当京东排岸司”，负责疏浚南北水运通道蔡河，使河堤不决、河船不堵，使南方的稻米、丝绸、水产、铜钱、香料可以一帆风顺运抵京师。所以呢，这个官职与财政有关，受当时中央财政部门“三司”辖下的“勾当河渠司”直接管辖。
    疏浚蔡河约半年，包公再次调任，从财政部门进入监察部门，任“监察御史里行”，也就是见习监察官。再半年后，见习监察官变成正式监察官，包公成了“监察御史”。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包公四十七岁，以监察御史身份兼任“送伴契丹使”，护送辽国使臣回国。从辽国回来，朝廷又让他兼任“契丹正旦使”，代表宋朝为辽国皇帝和皇太后拜年。古代交通不便，包公一生仅出过两次“国”，就是兼任“送伴契丹使”与“契丹正旦使”这两次。
    包公当过“财政部部长”
    庆历六年（1046年），包公四十八岁，仍任监察御史，同时兼任“三司户部判官”，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级别。当年六月出任“京东转运使”，相当于主管财政的省长，辖区在今山东大部与河南东部。
    庆历七年（1047年），包公从京东转运使调任“陕西转运使”，仍然是主管财政的地方长官，只是管辖区域从山东变成了陕西。
    庆历八年（1048年），包公五十岁，调任“河北转运使”，尚未赴任，又改为“三司户部副使”，从财政部的署长升任次长。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包公五十二岁，奉命“知谏院”，从财政部次长改任监察院院长。
    皇祐四年（1052年），加“龙图阁直学士”衔，出任“河北都转运使”，整理财税，筹措军饷，为抗击辽军进袭做准备。说穿了，主要职责还是财政。几个月后改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即河北军区司令，直接管军事。
    此后几年，包公先后出任庐州知府、池州知州、江宁知府，至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腊月回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祐三年六月改任御史中丞，其间都不再是财政官员。但是到了嘉祐四年（1059年），他成了“三司使”，也就是财政部部长。
    包公六十一岁当财政部部长，当了三年。六十四岁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升任“枢密副使”，即国防部副部长（宋朝国防部的地位高于财政部，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半年后，他在这一职位上去世。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包公三十九岁做官，六十四岁去世，前后二十七年官场生涯，做过知县、知州、知府、监察院院长、国防部次长，既管过民政，也管过军政，但他管得最多的，恐怕还是财政。勾当京东排岸司、三司户部判官、三司户部副使、三司使、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哪个职位不是财政？
   在我们国家，管财政的官员俗称“财神”，包公就是这样一尊财神。
   包公在写给仁宗的奏章中说过：“今之总邦计者，内则三司使，外则转运使。当此财用窘乏之际，居职者尤宜佥求才杰之士，俾之兴利除害，庶几可济。（《孝肃包公奏议·请选内外计臣》）”掌管大宋财政的是三司使和转运使，三司使管中央财政，转运使管地方财政。现在开支浩大，国库困乏，三司使与转运使至关重要，尤其需要选拔杰出的人才来担任。朝廷要放开手，让这样的人才来改革财税，开源节流，解决财政赤字。
   包公去陕西做转运使，发现陕西的食盐专卖不得人心。第一，将盐场的盐运往各地，用的是农民，当地农民家有一贯财产，就要负责运送两包食盐，车要自己备，路费要自己出，一路上吃穿住用都要自己承担，官方不给一分钱，纯属劳役；第二，所有盐店均为官营，没有中间环节，不许私商介入，试图独霸所有利润，但是由于官盐店的营业人员端着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人浮于事，上班迟到，脸子难看，以次充好，老百姓去买盐，能受一肚子窝囊气；第三，管理盐场与盐店的官吏监守自盗，或偷卖官盐，或用价格低廉的私盐冒充官盐，或者直接侵吞盐利，将卖盐的收入瓜分掉。包公向朝廷报告说，陕西盐法弊端太多，民间怨气很大，朝廷的收入却没有增长。
    包公是变法派，是熟知民情、懂得经济的变法派。他不是王安石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司马光那样不懂经济的保守主义者（司马光愚蠢地认为“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财富总量是不变的，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贫，国家与人民不可能共同富裕）。他提倡竞争，看好民营，反对政府直接经商，他是宋朝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