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多次向公社党委书记韩贵保诉说自己的打算，请韩贵保到村里去看一看。韩贵保到郭亮住了两天，和申明信一块沿着绝壁走了几个来回。他一再提醒申明信，公社的工程很多，抽不出力量支援郭亮，让他量力而行，真要开工，就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申明信清楚在当时全县多个大工程上马的背景下，郭亮村不可能得到上级和外界的援助。此后的一年内，他几乎没有再向任何人提起修路的事，但他却悄无声息地用脚丈量了辉县的愚公洞、石岭洞和山西陵川县的几个隧道，基本上明白了凿洞所用的器材和技术。
    1971年秋后，申明信找到聪明能干的王怀堂，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测一下郭亮下山的路从哪儿修。
    王怀堂只上到小学四年级，但从小就透着股聪明劲儿，爱看书、肯钻研，是郭亮村的能人。因为父亲曾被劳改过，王怀堂被当作了“反革命”子女。就当时的政治地位而言，能受到这样的重用和信任，王怀堂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用足心劲儿，白天上工，不误农活儿，连着几天，鸡叫头遍就从炕上爬起来，独自一人在悬崖边转悠。他看遍了，想好了，给申明信作了汇报。很少夸人的申明信高兴地说了一个字：“中！”王怀堂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
    申明信拿定凿洞的主意后，第一个找到支委刘兴龙，征求他的意见。刘兴龙是老党员，从农会到高级社再到生产大队，一直担任村里的干部，他一个年幼的儿子曾在天梯上失足，坠崖身亡。听了申明信修路的设想，他说：“修路是郭亮最大的事，作个决定容易，能不能修成要看党支部的决心，支委们都看着书记的决心。你要是实着心想干成，我支持!你要是当大话说，就甭拉那架式，干不成，落个笑话算啥哩!” 话不多，也不顺耳，但申明信记在了心里。接下来，申明信召集大队党支部班子成员开会，正式提出开山修路的议题。这个议题太沉重了，像一座大山压在每个成员的心上，有点儿透不过气来。一开始，每个人都紧皱眉头，默然不语，会场上一片沉默，只有一根根旱烟枪升腾起的烟雾缭绕着。 他们讨论了3次，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又开了一次扩大会，把与会人员扩大到党员和各个生产队队长和团支部书记。是民主讨论会，也是统一思想会、战前动员会。这样重大的议题，同样让新到会的人一时不知所措，会场上同样是一阵沉默。申明信让大家分组讨论。深秋的夜晚，天已经很冷了，在大队办公室里点燃了几堆柴火，一个小组围一堆火，有的坐木凳、有的坐石头、有的蹲在地上，就着火苗抽着旱烟，高一声、低一声，争吵了两夜。 争吵归争吵，但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修路的意见。争吵的话题只是围绕从哪儿修，把路线定在哪儿最合适。讨论的结果最终集中在三条线上，三个方案各有长短，争论至更深夜静，互不相让。申明信让休会，白天接着开，开的方式是现场看，由王怀堂讲解，最后，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最终第二个方案通过，从村里称之为东圪界的地方炸山修路。
    这件事已经过去46年了，但对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老教师赵启臣来说，像是昨日，如在眼前。
    1971年11月5日下午刚放学，申明信来到学校，一见面就说：“启臣，修路的事通过了，从东圪界崩（炸的意思）一个洞。你写个申请，把意思写清。咱郭亮为啥要打洞修路，理由很多，把最重要的写几条，把咱的决心也写上，一定让公社、县里知道咱的决心。”
    赵启臣感到责任重大，把另一个老师宋增彦喊来，两个人在油灯下边说边写，写了5页。第二天一早给申明信送去念了一遍。
    申明信说：“写全了，决心也对，再加上几句：计划干10年。10年修不成，就修20年。这辈人修不成，下辈人接着修。不信就修不成一条新路!”
    这个申请誊抄了4份，逐级送到公社、县有关部门。不到两星期，都批了，还写了鼓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