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脚行，就是旧时专门从事搬运工作的行当，亦指专门从事搬运的人。
    搬运是下力的苦活儿，从事者均来自社会底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旧时搬运工人被把头控制，生活艰难，素有“汗干衣裳烂，临老去要饭”的说法。
    许昌解放后，搬运工的身份发生巨变，加入搬运社和搬运公司成为工人。本期《许昌往事》，记者和您聊聊许昌脚行的那些事。搬运工最苦，多是破产的农民
    旧时，搬运业机械化程度低，许昌解放前，搬运工人最苦，绝大部分是肩扛、手提或拉车运输货物。许昌的搬运工多是破产的农民。其中，许昌的铁路搬运工人多来自鄢陵、扶沟、舞阳，少部分是来自许昌、郾城县的农村。
    今年91岁的阮书亮老人就是其中一员。他本是扶沟县的农民，1938年花园口决堤，豫东一片汪洋。他一家6口逃荒至许昌，住在京汉铁路以西的难民院中。
    阮书亮老人提到的难民院现址在白庙后街市兴华路小学北侧，其后面是西货场。以前那里是一片空地，从豫东逃荒来的人在城中没有栖身之地，便涌到那里，用树枝、竹竿、秸秆等搭个窝棚，或者在地上挖个洞，一家老少挤在一起。大批穿着破衣烂衫的难民集中在一起，环境脏乱，因此被称为难民院。
    为了生活，逃荒的人只得在城里干些下力的苦活儿，比如搬运、拉黄包车、推小车等。这些工作都需要好脚力，许昌人俗称其为小脚行。他们社会地位低，家境状况稍微好一些的家庭都不会让孩子干这一行。
    阮书亮在烟行扛包，烟包重100公斤左右，需要四五个工友帮忙托上肩膀，然后他扛着走上火车站台卸掉。“那时的包裹都比较重，粮包、盐包、棉纱包有百余公斤重。好在我们经常扛，练出来了，不用手扶就能扛到火车上。”他说。
    他还在许昌城内拉过两年黄包车。黄包车是租赁的，租金多少，老人记不清了，只记得东家有两三辆黄包车。他一天拉活儿挣的钱大概能买5公斤面，其中0.5公斤的面钱要作为租金交给东家。
    当时坐黄包车如何计费？阮书亮说，没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看距离远近和行李多少。比如说，乘客带着行李从许昌火车站坐上黄包车，到天平街下车，车费大概能买0.25公斤面。
常被驱使和奴役，最怕拉伤兵和犯人
    据史料记载，许昌黄包车始于1912年。乘坐此车的多为当时的客商、官吏、资本家、地主豪绅等。当时许昌的黄包车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专业车，车况较新，经常停在大商行、钱庄和府衙附近等客；一种是较破的散车，大部分集中在南九曲街、北九曲街、大同街西段、天平街银行门外等地。
    阮书亮回忆，民国时期，政府当局对黄包车的管理非常严苛，且苛捐杂税颇多，拉车工人要向警察局交税款、买牌号。此外，黄包车车夫都得买一件蓝布白边的号衣，后面印有“车夫”的字样，前面写着车夫的编号。“号衣就是拉车准许证，没有号衣和牌号就不准拉车。如果拿了乘客的财物，警察还可以根据号衣找到车夫。”
    阮书亮说，旧社会，黄包车车夫社会地位低下，常常被人欺负。有些乘客不但不给钱，还动手打人。车夫最怕拉伤兵和犯人。在火车站等客时，发现伤兵出站，车夫都躲得远远的。有一次，一个伤兵坐上阮书亮的黄包车，阮书亮不想拉，站着不动。该伤兵坐在后面用脚狠狠地踹他，嚷道：“走不走？再不走老子踹死你！”
    《旧时许昌城内的黄包车》一文中提到，一天，许昌县五女店镇的一名叫郑新的黄包车车夫被抓到警察局，说要他拉一个省里来的委员去襄城县视察，只给他100元纸洋钱（当时买不了1公斤蒸馍）。在路上，他苦苦哀求这名委员，对方才又给了他50元纸洋钱。谁知把委员拉到襄城   县后，县政府又抓他拉县长的女儿到登封上学。刚到登封，他又被国民党抓去拉大炮。他百般求饶，才没去拉大炮，只拉了两个学生兵到十里铺，后从小路跑回了许昌。
    遭受把头盘剥，所得寥寥无几
    旧时，脚行搬运工主要在车站、码头装卸或被雇于商行打烟包、扛烟包。搬运工被各点的把头严格控制，经常受到盘剥，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当时社会上对搬运工有“汗干衣裳烂，临老去要饭”之说。
    据《许昌工人运动史》记载，许昌搬运业中的大把头孙云祥、吴国正霸揽搬运业务。他们不干活儿，坐收工人给他们交的份子钱。此外，他们还用“账尾子”的二八扣，克扣“零活儿钱”，甚至连孙云祥的一条狗也能顶一份账。
    黄包车车夫除被把头剥削外，还要交公安费、执照费、租车费、号衣费、洋车捐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因此，车夫所得寥寥无几。他们中的许多人流浪街头，沿街乞讨者比比皆是。
    许昌、长葛的码头搬运工人生活艰苦，当时流传的“推呀推，转呀转，风打头，雨打脸，冻死、饿死没人管”的顺口溜描述了搬运工人的悲惨处境。漯河的搬运工在浪尖上生活，他们唱出了这样一首歌：“一条纤绳如枷锁，寒冬酷暑爬砂锅，血泪湿透上下衣，筋断骨折见阎罗。”   这些工人一旦生了病，不但得不到治疗，而且连工资都拿不到，残疾了、年老了，就被一脚踢开。许昌卧狗台、禹州三峰山下的乱葬坟场，埋着无数工人的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