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的“一带一路”，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重大举措。
    有学者指出2000多年前，出现了一条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但这条路可不是人们修出来的，而是人们一步步“走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外国人要披荆斩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原因可能很简单，即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有极大魅力的，有这些沿线国家最需求的东西：一个是有形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另一个是无形的产品，如先进的文化、思想、理念、制度、价值等，进而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令人震撼的经济事件”，更是“一个备受关注、引起共鸣、令人称道的文化事件”。
    这一“文化经济学”案例的源头，或者说这一“历史符号”的源头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以陆路交通为主的丝绸之路的起始点和目的地城市，非汉唐的西安和洛阳莫属。而海外贸易始起的宋代中国，海路和陆路兼备的“一带一路”中心城市，必然是都城开封。笔者这么讲，有没有佐证之例呢？当然不会空穴来风。
    早期陆路的古代“丝绸之路”，输出货物似应以丝绢和茶为主，当宋代的海外贸易繁盛之时，沉重的“瓷器”才便于漂洋过海。故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海内外的华夷工商，外至东京开封干什么呢？当然既有经贸活动，又有文化交流。
    经贸活动就要有物产基础，就瓷器来讲，虽然南方也不乏龙泉、建州等窑，但北方河南等地的五大名窑窑口更多。至于丝绸，有专家曾认为（北宋前的五代时期）“北方诸道丝织业远不如江南”。河南大学宋史专家程民生教授的《河南经济简史》以具体史实指出，五代时期的土贡丝织品（含丝布）“江南道有17州凡42种，河南道24州凡43种，河北道20州凡46种。也就是说，即使以土贡丝织品名称而论”，江南道也不比中原腹地多。无疑到了宋代，中原和北方仍为盛产丝织品之地，故不可以今日眼光和观念贸然推测北方不产丝或少有丝织品。而这些丰产的丝织品、瓷器必然是以都城开封为中心的商贸活动的主要商品。
    至于茶叶，确为北方农产品之短。然则，宋代文人杨侃的《皇畿赋》对北宋茶叶外贸的情况有更生动具体的描写：“复有咸平大县，我宋新建，因纪年以命号，诏将作而营缮。公宇之制，甲于畿甸。中有大川，通寰带阓。贯都邑而北来，走江湖而南会。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万车夕载，西出玉关，北越紫塞。”
    这段话告诉我们，今天称为通许的咸平县，是宋代以宋真宗咸平年号命名新设立的县。为了把咸平县建好，皇帝下旨让“将作监”负责修建，县衙等政府用房的规制比畿辅内其他的老县城都高档。特别是城里有条大河（今通许南北向的“惠家渠”即其遗迹），环城而过，上游连贯东京，由北而来，向南通江达海而去。这里漕运非常繁忙，河道里船只客来货往、人声嘈杂。南方茶商的千百只货船为何常常聚集于此呢？他们早上在此卸空货物，当晚就有上万部车辆从这里装上车，向西送出玉门关，向北送往长城以外。
    由此可知，北宋时的蔡河（即惠民河，故至今通许一段仍叫“惠家渠”）北通汴京，南达淮河。皖南、江浙的茶商依靠这便利的水运将茶叶先运到咸平（通许），然后再走旱路，向西贩到西域，向北运至朔漠。也就是说，开封府的咸平县类似现代的“自由港”，沟通内河外海，充分支撑着东京开封城“一带一路”的国际贸易功能。
    可见，宋代开封在当年“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见诸文字，而且在开封的社会生活和现存文物信息上都有确切的实证。
    再如，在开封宋代繁塔的文物信息里，就有鲜明的史证。
    第一，在开宝年间，为建造繁塔大量捐钱施物的，主要是福建、江浙沿海地方势力的“平海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陈洪进”“检校司徒前漳州刺史陈文颢”“前顺州刺史陈（空白）”“连州刺史任太保”“扬州节度使钱惟浚”和“建州蒲城县章荣”等人物。可知北宋初即已掌控当时的泉州（平海军）、漳州、连州（广东）、建州（南平）、扬州 等沿海地区，奠定了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条件。
    为建造繁塔捐施者，遍及天南海北到京城来的官员、民众各色人等。诸如，殿直侍卫、县君命妇、教坊乐师、洛京士人、齐州（济南）客商、随州（湖北）僧人、庐州（合肥）民妇、颍州船户、高邮军官、兴元（汉中）随使医官应有尽有。    从地理上，近如陈留、尉氏、西华、太康、洛阳、汝州、陈州（淮阳）、许州、亳州、颍州（阜阳）、博州（聊城）、赵州（河北），远如西川（剑南一部）、益州（四川陕南）、淄州、齐州（济南）、升州（南京）等地人士都参与赞助修建繁塔。
    繁塔还有北宋时期“秦州客郭扆施钱四贯文”的一条铭文信息。“秦州（天水）客郭扆”仅捐四贯钱出手不阔，说明他不是高官富商。今天，虽然不得而知天水的郭扆缘何盘桓于京城，但证明了北宋初开封与西部的热络联系。
    无独有偶，繁塔铭文有一条“夏州番洛都知兵马使李光文施”的信息。宋时夏州为“党项”人藩落（番洛），西夏“党项”人的文化遗物、遗迹今天已非常稀少，但直接在开封繁塔上发现，本身就有北宋初期与西夏人文交流的史证意义。
    一位秦州客郭扆，一位夏州番洛都知兵马使李光文，在开封的活动史迹，证明了什么呢？因为秦州、夏州等地是古陆路“丝绸之路”的跳板——必经之地，也旁证了北宋时期的陆路“丝绸之路”也是非常畅通，交流也是非常频繁的。
    此外，在繁塔碑文信息中，不仅可见到泉州、漳州等海路口岸的节度使、前刺史各地方军政要员在开封盘桓的信息。而且，在佛洞里还存有“交州□□使司马桓”捐施的佛像砖以及“黎氏八娘”捐施的佛砖。这种地名和姓氏的指向性都证实宋初开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福建、两广的海上“丝绸之路”诸门户港口的热络关系。
    特别是，在塔身现存6923块佛像砖中，有许多块“行脚僧”形象的佛像砖。过去人们并不了解这位僧人，长期把他视为中国的“唐三藏”玄奘，实际上完全不对。
    他“深目、高鼻、厚唇”，一副标准“西域人”的面孔，衣着棉、手牵虎，风尘仆仆、矢志不渝。他为文化交流而来，没有这种深度的交流，开封繁塔就不可能出现这么多、这么准确逼真的“西域行脚僧”形象。
    这块佛砖的形象对宋代开封在古代“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具有史证意义的文物。与之相照应的是《宋史》太祖本纪二，明确记载建隆三年三月，宋太祖曾诏“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这说明宋初以佛教为媒的国际文化交流为官方所重视和鼓励，这种交流又是伴随古代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而开展的。
    开封繁塔的这种历史信息或实证说明今天的“一带一路”举措，确如学者所言是“一个备受关注、引起共鸣、令人称道的文化事件”，宋代开封于1000多年前s就演绎过这样的“文化经济学”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