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苑，注定是北宋皇家园林中的一个特殊区域。因属于皇帝的后花园，其名字在正史中多有记载。笔者翻阅史册，不断发现后苑的诸多记载，这些记载多与国事相关，不是谈论工作，就是比赛射箭，不是召见大臣，就是促膝谈心。后苑，仿佛是帝国的一个重要机构，万千花草和水榭亭台都曾见证大宋的文治武功，都曾铭记历史的鼓角铮鸣。
    一
    北宋大内后苑位于大内后半部景福殿、广圣宫的北面。据《宋会要辑稿》等书记载，后苑有太清楼藏书，宜圣殿奉祖宗圣容，还有些殿贮四方珍果等。除了众多殿、阁、亭、榭、假山、池沼，在后苑的苑圃中，真宗时为推行占城早稻，曾在这里试种；后苑遍植树木、花卉，甚至南方的花木也移植于苑中，如荔枝树在宣和殿前结果，橙子也挂满枝头。苑中有四季常青的松、柏、竹，还有牡丹、芍药、菊花、荷花等应季花卉。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引金水河水贯皇城，穿越后苑，使得内庭池沼水源充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后苑内池沼一度曾有龙舟划行，可见水域之广阔。此外，还有鸥、凫、雁、雀飞而上下。宋代大内后苑面积不大、建筑密集，却有浓厚的山林野趣。
    在《宋史》中，“后苑”一词使用比较频繁，多与太祖赵匡胤有关，有时是太祖与节度使赏花射箭，有时是太祖看卫士与契丹使者比试骑射，有时则是太祖召集宗室或者群臣宴会并射箭，甚至哪一天有五色云或者降甘露，史官都有记载。有一天，杨亿被召见至后苑，太宗给他官升至光禄寺丞，在后苑赏花的时候叫杨亿坐在自己旁边吟诗赋词，一副君臣团结的样子。祥符五年四月，皇帝在后苑池沼中发现一绿毛龟，于是很高兴，就作了一首七言诗，并令臣下和诗，五月还拿出大臣的和诗进行展示。后苑的一棵竹子，“一本两茎”，皇帝召集大臣前去观赏，退下之后大臣写下了不少歌颂诗词，宋祁这个大文人当时就献赋，大力对神苑佳竹进行点赞。
    二
    宫廷后苑是皇帝和后妃的宴赏之地。北宋初年，后苑的建设较为简单，主要扩建在真宗，仁宗时成形，后苑内池沼、建筑、花木皆精，其中备有龙船供舟游以及召见近臣赏花赋诗。“宣和末，都城起建园囿，殆无虚日，土木之工，盛冠古今，如撷芳园、山庄、锦庄、筠庄、寿岳等处不可枚举，皆极奢侈，为一时之壮观。”（张知甫：《可书》，中华书局，2002 年）后苑还有一个流杯殿，上有翠芳亭，附近有合抱银杏。
    后苑的风景可以划分为四部分：太清楼及宣圣、化成、亲稼殿等西部宴饮观稼区，橙实亭、西曲水等中部果木种植区，环碧池及后山东北部山水风景区以及东南部宣和殿建筑群。与东京四园苑相比，后苑的园林艺术在它们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在满足宫廷日常游览需求之外，更增加了诗情画意的内涵。各处景物的布置逐渐由无意转为有计划的安排。
    无论从造园要素的完整程度、园林的景物层次，还是从建筑群的布局、水景的形态来讲，后苑与东京四园苑相比，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后世的园林布局、功能分区，甚至造园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造园的一个特点是更重视皇宫内苑的营造，后苑在皇宫内苑中存在最早，也存在得最久，它的不断营建与完善对宋徽宗时延福宫和艮岳的造园艺术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
    乾德以后，太祖也采取了其他许多重要的措施，逐渐实施压制、削弱藩镇的计划。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八月，太祖与大臣们会商后，以朝廷的名义下令全国地方官将本地军队中骁勇士卒的姓名、人数编订成册，送交中央，以补充中央禁军。为了使地方上能明白骁勇者的标准，朝廷最初选出了一批强壮士兵作为“兵样”分派到各地，以便地方官操作。后来，主管者对选派工作进行了改革，用与标准士兵一般高的木棍替代“兵样”，也就是说只要身高能达到木棍规定的尺寸，就可以入选禁军。当然，凡是中选者都要先经过一定的训练，然后才能调入京城，再经太祖亲自校试，便成为禁军成员，或驻扎京师，或分屯地方。通过这一措施，各地藩镇的强兵健卒就全部转入中央禁军队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手中的士卒大都是老弱病残，以后干脆统一更名为“厢兵”，主要职责是承担各种地方杂役，很少被派到战场。到太祖后期，地方藩镇的军事力量终于名存实亡。
    在执行收缴各地藩镇强兵命令的同时，太祖又接受了宰相赵普的另一项配套建议，即对地方财政收支制度进行改革。这项措施解决的问题也是沿袭已久的一个痼疾。唐朝自安史之乱后，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当年那些大小节度使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称雄地方，对抗朝廷。养兵就需要钱粮。于是，他们擅自将本地赋税据为己有，而给中央上供的部分则相当有限。到五代之时，藩镇势力进一步膨胀，对各地赋税收入更是大肆攫取。他们采取的办法往往是：指派部曲掌管税收场院，“厚敛以自利”；又以亲信参加向中央上供钱粮的工作，在朝廷征调的定额之外，随意增加比例，作为自己的收入。当然，节度使们为了搞好与皇帝的关系也时常以个人名义向朝廷献一些财物，这在当时被称为“贡奉”。这种状况代代相传，到宋朝时已存在了近两百年之久，成为武人跋扈的物质基础。
    太祖登基之初，继承了原来的地方财税习惯，藩镇入朝时，都要有所贡奉。太祖在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后，开始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朝廷向全国各州下文，规定从今以后本地收入除用于必要的公事经费外，其余部分全部运送京师，地方长吏“无得占留”。随后，中央又不断派出京朝官监临税收场院，设置转运使、通判等监督地方政事，从而收夺了藩镇的财权，增强了中央的经济实力。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十月，太祖采取了一次规模不亚于“杯酒释兵权”的举措。当一批前朝资深节度使来朝时，太祖皇帝在宫廷后苑设宴款待。依旧是在酒酣之时，太祖从容地对诸将说：卿等都是国家的宿将旧臣，久已承担繁重的方镇事务，为王事而操劳，这实在无法体现朕优待贤臣的用意。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一听就明白天子有罢方镇的意思，马上识趣地表态：臣下我本无功勋，久获荣宠，现已身心衰朽，乞求陛下准许我归隐家园。在座的其他武臣却没有这样聪明的心智，安远节度使武行德、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及保大节度使杨延璋等人，纷纷自陈昔日战功勋劳和所经历的艰难。的确，这些将领都久经沙场，以战功博得在军人中的极高地位。像武行德和郭从义二人，其资历都比宋太祖老得多，五代后汉时已成为雄踞一方的藩镇节度使。所以按照他们多年的处世行事原则，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家庭的荣衰都系于节钺之上。既然没有犯上作乱，朝廷也就没有理由夺走自己的藩镇。然则世情早已巨变，老的法则只适宜中唐、五代军阀割据的年月，在中央集权的宋朝只能服从新的规矩。因此，太祖打断了诸将的表白，言简意赅地说道：这都是其他朝代的事，如何值得夸耀。又一场平静的“鸿门宴”就这样结束了。
    后苑之宴的第二天，朝廷公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武行德迁太子太傅加衔，郭从义改任左金吾卫上将军，王彦超改任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改任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延璋改任右千牛卫上将军，而诸将原来承担的各镇节度使之职同时解除。郭从义、王彦超、白重赞和杨延璋所担任的诸卫上将军均属环卫军职，地位也相当高，但却没有多少实权，其最突出的意义就是用来安排失去兵权的将领。此后。遗留下来的旧节度使已为数不多，年龄也日渐衰老，并且大都属于昏碌无能之流，太祖并不操心。
    月下赏园，可谓别具风味。宋太祖夜幸后苑池中，对着新月置酒，召翰林学士卢多逊赋诗，限诗韵为“些子儿”。卢多逊作《新月应制》诗曰：“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
    后苑建筑如今都已经掩埋在地下，我们无从得见真容，但是后苑却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宛如一叶扁舟，在河面上或飘摇或停留，一杯酒、一首诗、一段曲都曾那么值得回味。后苑，遗址还在，传说还在，大宋的故事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