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器

        琴器即古琴乐器本身，它是古琴文化的物质载体。传说有伏羲、神农、黄帝、舜等制琴的不同说法。由于古琴在音质方面有着独特要求，因此没有精良的琴器，古琴艺术的完美呈现也就无从谈起。而一张上乘的琴器制作完成，离不开专业的技术人才——斫琴师。到了两宋，大批琴人的出现，弹琴者的群体扩大，对古琴需求逐渐增加，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斫琴名家，其中北宋有僧智仁、卫中正、朱仁济、马希亮、马希仁、石汝砺等人，卫中正曾奉旨为仁宗斫琼响琴，马希亮、马希仁曾奉徽宗旨重修琼响琴。

        石汝砺著有《碧落子斫琴法》一卷，该书是北宋一部重要的斫琴学专著，书中记载了古琴因其斫制过程中面板与底板厚薄比例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音效：“凡底厚面薄，木浊泛清，大弦顽钝，小弦焦咽。面底俱厚，木泛俱实，韵短声焦。面薄底厚，木虚泛清，利于小弦，不利大弦。面底皆薄，木泛俱虚，其声疾出，声韵飘荡。面底相当，虚实相称，弦木声和。”石汝砺此论可谓多少代琴师斫琴工艺实践的经验总结，在中华古琴艺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朱长文《琴史》卷六部分，在“莹律”“明度”中也对制琴的具体制度作了说明，并提供了数据；“拟象”则从琴形、构造与自然物象之间的关系上对古琴作了论述。

        宋代以前，琴器之制无所定规，自徽宗在京师设官琴局后，两宋琴器便有了“官琴”和“野斫”之分。“野斫”为民间琴人自制琴器。官琴中，著名的“松石间意”琴，于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由官琴局御制，池内右刻“宣和二年御制”字样，藏于宣和殿“万琴堂”。到了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装匣，内府珍藏。2010年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松石间意”琴以1.3664亿元成交，创造了古琴拍卖和世界乐器拍卖的最高纪录。宋太祖的御用官琴“虞廷清韵”堪称古琴绝品，他对此琴极为喜爱，曾亲题御书宝篆刻于琴腹，后在兵荒马乱中得以幸存。宋高宗将此琴供奉于一古殿之中，不时抚琴慰藉，并在琴腹上加题“复古殿”。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该琴通过当代演奏家陈雷激之手，向世界展示了太古遗音的艺术魅力。而今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处收藏有多张传之于后世的两宋古琴。

        琴铭

        “铭则序事清润。”一张名琴，如果有名家题上铭文，与琴器相得益彰，其文化价值也就更大，在古琴文化上会被传为佳话。与唐琴相比，宋琴不仅在形制上发生了变化，清淡而古朴，而且其上的琴铭、题款也明显增多，比唐琴更富有文人气息。

        宋代以前琴铭极少，宋代以后琴铭数量增加，不仅有专门为古琴写的铭文，如北宋苏轼的《文与可琴铭》、黄庭坚的《张益老十二琴铭》等，而且传世的名琴，收藏家多在其上施以琴铭，从而使得琴铭成为古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庭坚的《张益老十二琴铭》可谓琴铭的佳作，对于古琴美学具有重要的价值，如“震陵孤桐下阳岑，音如涧泉鸣深林。二圣元公式岁丁卯，器而铭之张益老”；“琴声三叠舞胎仙，肉飞不到梦所传。白鹤归来见曾玄，陇头松风入朱弦”等。

        著名的北宋“松石间意”琴，就是因为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乾隆帝在龙池下留下“松石间意”四字墨宝和“古锦囊韬龙门琴，朱弦久歇霹雳音。安得伯牙移情手，为余一写山水心”的琴铭，才使得它拍卖出极高的价值。

        古琴精品“九霄环佩”，为盛唐开元年间四川制琴世家雷威所斫，其声音温劲松透、纯粹完美，自清末以来即为古琴家所仰慕的重器，被视为“仙品”。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九霄环佩”上，有黄庭坚留下的琴铭“超迹苍霄，逍遥太极”，苏轼留下的琴铭：“蔼蔼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

        行文至此多说几句。到了南宋，唐代“太古遗音”琴到了理学大师朱熹手上，他也留下了“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的琴铭，琴铭的主旨完全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他为好友黄铢的“纯古”琴留铭：“无名之朴，子所琴兮。扣之而鸣，获我心兮。杳而弗默，丽弗淫兮。维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蕉雨琴”是文天祥的一张古琴，他不仅在琴上题有诗作，并留下琴铭：“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读之，令人为这位壮志难酬的英雄扼腕叹息！“蕉雨琴”传到清末谭嗣同手上，他作有《文信国公蕉雨琴记》（文天祥及第后官至右丞相，封信国公）一文，文中感慨：“呜呼，此可以观公之用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