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两次出任宰相，在“三冗”危机中力促改革；他清廉不苟，志行高洁，赢得了“拗相公”的称誉；他独创生新，变尽唐音，成就唐宋八大家之名，他就是王安石。作为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这一生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在于变法。这一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大改革，让他身前身后饱受争议。如今，这位大道独行的宰相已静静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依然凛凛有生气。

        力主改革推新法

        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年纪稍长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体验民间疾苦。

        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今开封），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1042年，王安石任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调为鄞县知县。

        北宋建立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而此时的北宋，国力日渐衰弱。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没被仁宗采纳。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个20出头的青年看到国家不景气，有心改革一番。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并受到称赞。韩维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提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这一次，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随后，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1069年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推行新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9月，立青苗法；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1074年，河北发生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画，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到江宁府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让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便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革由此戛然而止。

        一肩风雨任评说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行，人们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1086年（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王安石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多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到了20世纪，梁启超的《王荆公》成为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对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的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以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如今，这位大道独行的宰相已静静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依然凛凛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