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解释《清明上河图》的揭裱悬疑时，当质疑画面的木棍上为什么有驴耳朵时，有关专家在回答该悬疑时提出新观点，认为“驴耳朵也是前人误补在原绢之上的”。这种否定前人的答案让人困惑。为此，笔者拜访了研究《清明上河图》 的专家和查找了有关资料，专家对前人误补驴耳朵之说提出质疑。在查找资料时，笔者惊喜地发现，在开封博物馆展出一幅揭裱前的《清明上河图》 ，失去的那头驴出现在画面上，“失驴”在开封找到了，这将为解开“前人误补驴耳朵”悬疑、为澄清“失驴之谜”找到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一、前人“误补”驴耳朵。

        在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不但向广大游客展示了张择端大师的真迹国宝《清明上河图》，而且还召开了国际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宣读了16篇论文。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修裱的《清明上河图》引起各方关注，提出诸多质疑，争议修裱的主要部位是：1.被误作驴嘴的草棚架；2.被误补上的驴耳朵；3.故宫揭去不合画意的驴身；4.屋顶土墙为故宫补笔。与会专家详解了修补《清明上河图》的悬疑。

        针对揭裱后仅剩木棍、驴头、驴嘴和驴耳朵的悬疑，由当年参与过《清明上河图》修裱设计工作的老专家、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许忠陵进行详解。提起被揭裱下的那头“驴”，许忠陵先生特意展示了放大的、修裱后的照片进行澄清。“这块地方原本是画有一头驴子。”许忠陵先生指着图上一片空白处说，“修裱之前，我们就发现这块地方的绢要粗，墨色更深，所画驴子非常粗俗，与画中其他驴子形象相去甚远。”专家认为驴子是上次修裱时补上去的。“当时的修裱工人把屋草棚上两根交叉的横杆误认为是驴子的嘴部，于是便补画上了一头身材肥硕的驴子。之所以决定将其删除，是因为这块补绢补得不好，绘画水平很低，破坏了画意。” 从专家详解的话意中得知，在上次修补时，前人在修补时补错了，本应补成草棚，却补成一头驴子了。既然是补错了，驴身子已被删除，目前保留的木棍上怎么还有一双驴耳朵？许忠陵先生解释说：“这对驴耳朵也是上次补绢时，为配合驴子的整体形象而补画上去的。它们没有画于补绢，而是被直接画于原绢之上，为了最小限度地保护原绢，故宫便在无奈中将这对耳朵也保留下来。”专家论述了《清明上河图》新说，前人误补驴耳朵。

        二、慎对“误补”有质疑。

        专家的详解非常明确，上次补绢、补画，补错了，把草棚误补成驴子。错上加错的是，在原绢的木棍上又误补了一双驴耳朵。上述否定前人的解释，让笔者又想起冯骥才先生的评论：“故宫删它的理由据说是怀疑这一块驴身系明清人所补，而且补得粗糙，‘殊碍原画意境’，所以就把它删了，我觉得这样做真是太不负责任了。第一，这样一删，整个画面就更读不通、更莫名其妙了，‘树杈’无故而张嘴，牲畜无故而回首、受惊、掀翻主人，在画家，那是‘乱笔’，是无由之笔，岂是张择端这样的大师所为？第二，他们对我们的古代文化遗产怎么就那么没有敬畏感！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千年的国宝，只因为他们没有读懂、读透，就被当作‘尖嘴立牛’而删了。我认为，即使那个画面是‘补’的，古人补画也必有依据，那是传承了多少年的行业规矩啊，补画必有依据，应该是‘无一笔无来历’，否则，‘宁缺勿补’。古人讲规矩，因为不删就为后人保留了很多信息。一幅字画传了千年，到了我们手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裱，可以修，但是妄加增删就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了。”

        根据上述不同的见解，针对“误补”详解，笔者审慎拜访专家、从网上搜索查阅各方资料后，觉得还有三个疑点。

        一是前后说法不一。从历史档案资料中显示，1972年2目19日在决定揭裱《清明上河图》的会议上，共有6位专家参加会议，其中就有老专家许忠陵，可当时是把补画定为“尖嘴立牛”而删去的，在这次研讨会上详解时解释为误补的是一头驴子，并解释补绢处应是草棚。是牛是驴，前后说法不一，应以哪个为准？

        二是台湾藏画上有驴。笔者从网上查阅到2004年5月30日宋韵网发表的文章《清明上河图全版》，在发表文章的同时还展示了《清明上河图》三个版本的全图：一是北京故宫藏本，二是台湾故宫藏本，三是清代乾隆版本。其中，北京和台湾版本画面内容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北京版本不显示题跋，台湾版本题跋比较完整，北京版本把补绢删掉该处仅有木棍和驴头，台湾版本确有一头完整的驴。台湾版本能否成为“是驴、是草棚”的旁证资料？

        三是专家鉴定质疑。王开儒先生请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测试中心测试全图和残片的分析意见是：“将天然片放在4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不出两张天然片中绢织物形态效果有区别。此外，在残片中，位于瓦房上方可以看到有一块表面较清晰绢纹，已无附着物，似是刮痕。” 王开儒先生从画技、笔墨方面认为：“删下的画面和周围相连的画面的笔墨、技法、气韵是相通的，这被裁开的‘牛’身子和头，整个‘牛’与左面铺下拴的那头驴，瓦房的瓦和斜画的瓦沟，大车的两个一笔画成的车辕子，都是一个人的笔墨、技法，而无补墨接笔之痕。”王开儒和许忠陵的意见相左，谁的正确？

        从上述资料来看，“失驴之谜”已成为《清明上河图》学术争论的焦点，大家都是本着积极的、认真的、科学的态度进行研讨，各抒己见，其目的是确保《清明上河图》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在分歧意见有两个，一个意见补绢处是头驴，另一个意见补绢处是草棚。许忠陵先生的意见不但同意是草棚，而且认为真迹上留下的一双驴耳朵也是前人误补在原绢上的。他在详解时没有讲明这个意见的依据是什么，是文字记载，是历史依据，是科学依据，还是推理分析？但有一点应是大家共识的，《清明上河图》从清代人手里接过来时，应有一头驴，即便是明清人后补的，距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笔者认为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把驴删掉是不妥的。补绢处是“驴”是“草棚”，还应是一个悬疑。

        为了澄清《清明上河图》“失驴之谜”，笔者除从网上搜索、查找文史资料外，还想找到一幅与北京故宫博物院1973年前没揭裱的原图版本。但因已过30多年，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笔者掌握的仅是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清明上河图》保持着揭裱前的原貌，是珂罗版的印刷品，而且是黑白的，和原图相比有一定差距。一次偶然机遇，笔者在开封博物馆宋代历史陈列室，惊喜地发现一幅揭裱前的用珂罗版印制在宣纸上的《清明上河图》，失去的那头母驴活灵活现地展现在画面上，和画面上拴在斜对面的那头公驴遥相呼应，演唱着情驴欢唱曲。据开封博物馆档案记载，该幅《清明上河图》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复制而来的，非常珍贵。主要表现在：一是它是30多年前的珂罗版本，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珂罗版是古画复制的经典工艺，主要用于古代藏画复制，通过照相制版转印在宣纸上，除因反复套色颜色复原不易外，其余都能忠实地反映图像的原形，层次丰富，毫发必现，能达到真迹一等的复制效果，可以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版的《清明上河图》的克隆版本。因数量极少，即使是赝品，也弥足珍贵了。

        二是石渠宝笈三编本《清明上河图》画面是内容保存最全的版本。目前保存在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虽说是真迹，但在1973年修补揭裱时删去了一块补绢，删后把屋顶和土墙补笔，把补绢上的驴身子删去了，现在是一片空白，画面缺少一块。那头又蹦又叫的驴没有了，那段描绘北宋首都城郊田园风光、非常有生活气息的情驴欢唱曲的画面不全了。要想欣赏张择端大师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整体风格，只有看这个版本。

        三是研究《清明上河图》“失驴之谜”的佐证。“失驴之谜”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大网站、报纸、新闻媒体都作了相应的报道，特别是许忠陵先生提出前人在原绢上误补驴耳朵，补绢上所画的驴子非常粗俗，与画中其他驴子形象相去甚远等新观点。要澄清这些问题，就要有参考依据。这幅有驴的珂罗版《清明上河图》，原绢和补绢都保留在画面上，而且痕迹历历在目、清晰可辨，是大家研究参考的佐证依据。

        《清明上河图》“失驴之谜”能不断提出新的观点，说明大家都在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研究、探讨《清明上河图》的每一个细节，目的就是保护好国宝《清明上河图》。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早在30多年前，开封市文化界人士就有珍爱《清明上河图》的意识，利用各种关系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克隆回来《清明上河图》真迹，让爱喝驴肉汤的开封人不仅没把它吃掉，而且完好地保存在开封博物馆，这将为研究《清明上河图》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解开“失驴之谜”提供有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