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国戏剧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作为新型城市的代表，北宋开封是座充满活力与自信的不夜城，这使得戏院广泛分布和夜场演出成为可能。北宋开封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典型的市民城市，代表城市文化的市民文艺在此应运而生。固定的民间剧场是戏剧产生的硬件标志，最早在宋代开封出现的瓦子勾栏，正是其具体的诞生场地。宋杂剧是中国戏曲的最早形式，其3个源头即优伶的喜剧小品、民间杂扮、诸宫调的出现，均离不开北宋开封。北宋后期的开封，杂剧涌现出一大批名角，演出地点更加多样，并出现剧情复杂的大型戏，对戏剧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金代汴京是当时戏剧的中心，元杂剧中汴京是最为常见的故事发生地，是元杂剧的中心舞台。在中国戏剧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汴京处于枢纽地位。

        一

        戏剧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有其漫长的萌芽、发展、形成、完善、变化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戏剧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歌舞，而其发展过程极为漫长，这些在时间上均无法具体确认。唯有最为关键的形成期，因有相对的标志，可以比较明确。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明确指出：“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自此，学界多有遵循。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长编》在《中国戏剧的形成》一章中，均首言宋代。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也以宋金时期为“戏曲的形成”时期。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如戏曲理论家戴不凡认为“唐朝确有戏曲”：“歌、舞、剧‘三位一体’的戏曲，至迟在唐朝就已经正式出现了……唐朝确已出现曲舞科白俱全的、相当于后世戏曲的艺术形式。”麻文琦、谢雍君、宋波等人在《中国戏曲史》中认为，唐宋时期的中国戏曲是“初具规模”时期，指出“宋杂剧的确丰富多彩，但又太过散漫，缺乏有机整体性，它在滑稽戏与讲唱艺术两种形式之间左右摇摆”。如果此论符合历史事实，那么至少就否定了“唐朝确有戏曲”之说。廖奔在《中国戏曲史》中的提法比较谨慎，认为“作为初级戏剧向成熟戏剧过渡的样式是宋杂剧”。

        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持另一种不同观点，他强调“西欧、日本的研究非常重视农村的戏剧，认为农村的戏剧是孕育都市戏剧的胚胎”，指责中国学者“把农村的祭祀视为戏剧的母体这一观点全无踪影，而把都市的娱乐场视为戏剧的胚胎”，因此要用农村“祭祀戏剧”这个视角“尝试重新审视中国戏剧史”，故而在其《中国戏剧史》中有意略过或回避了宋朝，公然断章取义、割裂历史。戏剧源于原始社会的歌舞，巫戏舞剧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宋代城乡时常有演出。宋代民间的集体歌舞、戏剧活动大多与祭祀有关，如社火是各地普遍都有的娱乐演出，始于祭祀社神，后成为节日和迎神赛会时杂戏的代名词。宋人范成大有“癫狂社舞呈”的诗句，自注云：“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见，其民间特色极浓。即使在非祀神的场合，文娱活动也常常以祀神为表演内容，如宋时开封诸军所表演的节目中，鬼神频出的场面令人眼花缭乱：“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又一声爆仗，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面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这种戴面具的傩舞是典型的巫戏舞剧。重视农村戏剧本无可厚非，认为“农村的戏剧是孕育都市戏剧的胚胎”也属常识，然而否定城市戏剧的地位却未免有些偏激。即便刻意否认北宋开封在戏剧发展中的地位，至少也应该介绍一下宋代乡村的“祭祀戏剧”。况且，史实证明“祭祀戏剧”乡村与城市都有，而后者更有价值。

        近年，“随着戏剧商业文化特质的认定和出土文物的验证，宋金说亦即宋金杂剧是初步成熟的戏剧形态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概括上述论断，从形态上看戏剧的“形成”、“初具规模”、“初级向成熟过渡”、“初步成熟”，大体同属一个概念。从时间上看，涉及唐、宋、金时期，跨度600余年。戏剧的形成历史与其说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则有不同的形成期，因而就有诸多争论。站在动态变化的角度并结合诸家论断，笔者认为北宋是戏剧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正如有学者所言，“宋杂剧已成为综合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史的崭新篇章是从宋代杂剧开始的”。以上是中国戏剧形成的时间判断，而戏剧的形成最终必须落实或聚焦到一个空间，即具体论证必须落实到地点的判断。

        二

        戏剧是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其最大特点是综合性，仅有其中的部分形式构不成戏剧，这正是戏剧最早被称为“杂剧”的原因，这是艺术的标准。戏剧正式出现的标志应该是在固定剧场进行商业化演出，这样才能表明戏剧的专业化、商业化，这是社会的标准。由此，决定戏剧形成有3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拥有大量有闲、有钱的观众，即出现买方市场；二是必须有众多高水平的专业演员，即出现卖方市场；三是必须有固定的大型演出剧场，即出现买卖市场。广大农村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无法供养固定的剧场，更形不成戏剧市场。一般中小城市的市民阶层中缺乏足够能养活演员的热心观众，也缺乏能够吸引观众的专业演员，难以拥有固定的大型演出剧场。

        戏剧是市民文艺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戏剧正式诞生于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首都，北宋开封可谓是其最佳温床和直接产床。

        首先，考察环境的温床，这是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可：宋代开封城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开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格局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唐朝的长安城是典型的古典坊市制，宋代开封城冲破了严格的封建堡垒式的坊市分离制度，不再限制商业区和居住区，即使狭窄冲要如桥道，居然也簇集着店铺摊贩。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因巡护惠民河官员抱怨“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朝廷下诏清除以保证道路畅通，“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妨车马过往”。然而，商业至上、自由惯了的商贩有令不止，仍是无孔不入。从《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汴河虹桥一侧至少分布着8处不固定的摊位，足见并未能禁止。皇宫大门宣德楼前的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北宋绝大部分时期，皇宫门口也都是市场，皇家的尊严让位于商业，经商活动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填如此”。著名的州桥夜市主要经营小吃，而马行街夜市比州桥夜市“又盛百倍”，“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还有拂晓时的“鬼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里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当时的整个开封城无疑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一座充满活力与自信的不夜城，这使得戏院广泛分布和夜场演出成为可能。

        新型城市的出现自然导致最早市民的诞生——坊郭户，也叫坊市户、市户。宋朝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开，正式实施户口二元制。市民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表明市民阶层开始形成与独立，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当时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开封这样数以百万计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正所谓“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开封一方面是朝廷所在地，汇集了政治、文化、技术精英；另一方面也是工商业致富宝地，富家大户集中，“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文化水平高、经济条件好的居民中，自有众多有闲情逸致的观众，他们的消费养育着剧场和艺人。

        其次，叙述艺术的婚床，这是文化条件。开封作为历史上第一座典型的市民城市，城市的成熟与发展使城乡差别更加明显，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会相应的有别于农村而快速发展起来。市民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元素和力量，是城市文化的基本群体，代表城市文化的市民文艺也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有以下5点。

        一是以农民为取笑对象。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文化素质不同，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市民文艺中甚至有一些艺术形式是专门演农民的，其中以杂扮最典型，专门表演市民眼中乡野农民之拙朴：“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今士庶多以从者。”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这也是最初市民意识建立过程中的表现。

        二是商业气息浓郁。吟叫就是叫卖音乐的发展，广告形式的艺术化。宋仁宗驾崩以后3年内禁止娱乐活动。开封市民巧妙地变通为不奏乐唱歌，把市场上盛行的叫卖声转化为娱乐方式。吟叫艺术正式诞生于宋英宗时朝，迅即盛行于世。

        三是风格柔软婉转。都市的繁华、浮艳，使居民失却了朴素；建筑物的拥挤和人口的稠密，使居民失却了粗犷，他们感情细腻丰富、品位较高、讲究美感、追求形式技巧，这些特点都体现在市民文艺的风格之中。不但“浅斟低唱”，而且“清细轻雅”、“声音软美”的演唱风格，清新典雅等特点显然适宜于室内演唱，而不适宜于乡村的露天场地。

        四是非礼教正统性。农耕时代的主体是农民，但市民文艺以农民为取笑对象，背离了封建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封建时代地位最尊贵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市民文艺中他们的尊严被嘲弄了，自五代以来，“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市民文艺中将传统的士、农、工、商位置颠倒了过来。

        五是向高雅文化渗透并实现交流。市民文艺的强劲崛起，具有很强的扩散渗透力，使高雅文学艺术以及雅乐渐渐沾染了市民文艺形式。宋代皇帝多有善于填词作曲者，如宋真宗“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宋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黄庭坚曾云：“作诗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正是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的经验之谈。兴盛于宋代的词更是如此：“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公式之前，犹未盛也。熙、丰、元公式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高层人物的参与，著名大家的关注，民间艺人因作品受到士大夫的传颂，最终进入皇宫演出并做官，可谓实现了官民互动互渗、勾栏与庙堂之间的交流。走出民间而逐渐登上大雅之堂的杂剧，完成了雅俗共赏的蜕变。

         最后，看场地的产床。戏剧产生的标志之一是拥有固定的民间剧场，最早在宋代开封呈现的瓦子勾栏，正是其具体的诞生场地。瓦子（又称瓦舍）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其中以勾栏（又称勾肆）为主。开封城内外，至少遍布着9处瓦子，瓦子中购物、餐饮、娱乐等设施为勾栏提供了优良氛围，招引了大量观众。皇宫正门前的东角楼街巷一带，“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勾栏以棚为号，各有独具特色的名称，如“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且生意兴隆，观众盈门，“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全城应有近百座勾栏，每座平均每天需要100名以上观众才能维持与盈利，全城则需要10000名以上观众。众多勾栏之间竞争激烈，必须不断创新求奇、精益求精才能招徕观众。可容纳数千名观众的剧场即使现代都市也并不常见，观众之多、演出场面之热烈可想而知。这些都表明，戏剧的商业化形态已经完全确立。瓦子勾栏的出现及其盛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梨园由唐代宫廷走向民间的硕果，也是文艺走向市场的硕果，市民文艺由此正式商品化，中国戏剧也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