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三教堂的由来与历史，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和厘清。关于开封三教堂的历史资料相对较少，这是一座十分神奇的宗教场所，它不是那种做礼拜的洋教堂，又有别于传统的寺庙，里边供奉着释迦牟尼，但不是佛寺；里边供奉着孔子，但不是文庙；里边供奉着太上老君，但不是道观。缔造者真可谓融贯东方，取悦各家，不寺不庙不观，只有拜神入堂。参观一下如今位于三教堂街的开封三教堂，堂屋三间，三教并存一堂，神人同居一室，还真是让人惊呆。 
    目前的一些有关开封三教堂的文章、资料中，大部分翔实可读，个别文章内容不十分具体，有的观点值得商榷，说法各异。一是“三教堂鸠占三槐堂”，此说不科学、不公道。二是“三棵古槐暗指儒佛道三教，三槐堂被改建而为三教堂”，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欠缺根据。三是“三槐堂毁于金兵燹。清代，贵族在三槐堂旧址建立三教堂”。四是“元朝蒙古人进入中原后，为了消灭宋室的影响，将三槐堂改为三教堂”。此四说与第三说虽言之凿凿，但出于同一篇文章，很明显有互相矛盾之处。综上所看，三教堂的由来与历史似在云雾之中。“三槐堂的厅堂里就供着三神” ——世代居住在开封三槐堂三教堂遗址附近的群众口碑，一句话就给我们拨开了遮眼的云雾，一句话就把三槐堂和三教堂的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三神，当然指的就是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这一句口碑就是一把打开三教堂神秘历史大门的钥匙。口碑资料也称口述史料，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文献日益丰富，但口碑资料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像在三槐堂三教堂文字资料较少的情况下，注意采集调查一些口碑资料有其必要，或许它更接近真实。一通百通，三教堂的由来与历史佐以已有的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稍加理顺作如下简要陈述：靖康二年（1127年），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开封三槐堂毁于金军的兵火，三槐王氏家族举家南迁，留下了那三棵国槐，也留下了厅堂供奉三神的记忆。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元朝统治者既为了消除宋室的影响，又为继续笼络民意，将三槐堂改为三教堂，这是我国历史上首先将供奉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的宗教场所称为“三教堂”之始。省内及山东、山西、湖北、陕西等地在开封三教堂出现前后开设的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不少，但要么地处偏僻、规模极小，要么附属于佛寺道观，没有专门的称谓，有三教堂之称者，多是后来所加，时间均在开封三教堂之后。元明清时期，开封三教堂屡遭黄河水患而衰落，到清同治五年（1866年）重建三教堂之时，王祜亲植的三棵古槐依然存活并已成为参天大树。民国期间三教堂的部分殿宇受到毁坏，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驻开封一部在曹门外扫荡，冲进三教堂砸碎神像，还枪杀了十几位阻挡日寇的村民，并火烧三教堂。如今我们看到的开封三教堂，是1985年由曹门村一组几位村民集资重修的。 
    开封三槐堂和三教堂的关系，既不是转身一变一蹴而就那么简单，它有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社会宏观的，像北宋时期是儒释道三教高度的融合期，其包含儒家学说宗教化的抬升、汉化佛教禅宗的中兴、道家全真教的新立；又有单体微观的，像开封三槐堂厅堂内的三神供奉，像中岳嵩山的三教建筑聚首同一圣地。更不能说二者的关系是寄人屋檐下、鸠占鹊巢了。王祜、王旦等三槐堂的先祖们，为三教合一的融合过程做出了无声无息的贡献。开封三槐堂和三教堂的关系是一项自然的沿袭，也是一种有血缘的文化传承，是华夏传统文化中一对奇妙的文化连接体。 
    开封三教堂是我国祠神文化中三教合一的一个历史性的尝试，有着不可否认的世界意义。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就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祠神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驱。儒学的历史不过2500多年，佛教和道教的历史甚至更短，对传统文化来说，儒佛道的影响都无法与祠神文化相比。著名宋史专家程民生教授在《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国人与中国祠神文化》一书中说：“无所不在的鬼神，聚集在星罗棋布的神祠，像是天罗地网，覆盖了城乡山河，羁绊着士农工商，从历史的悠久、信徒的众多、为社会息息相关以及深入人心等方面看，祠神文化都胜过佛、道等教和儒学文化。”北宋一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和和谐期，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原本相互抗衡的儒佛道三家，通过祠神文化的形式已由冲突转向合流。像开封三槐堂这样的儒官世家，受中庸之道的熏陶，受祠神文化的影响，在宗教信仰的精神领域一定是积极参与者，甚至是社会方向的引领者。世代居住在开封三槐堂三教堂遗址处的群众口碑“三槐堂的厅堂里就供着三神”，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三槐王氏的第一代王祜，还是第二代王旦，他们既是大儒又是高官，在精神生活方面肯定站得高，看得远，把三教的“三神”供奉于一堂，用祠神文化为溶解剂，将儒佛道三教融合为一体，就成为他们的无意之举或有意为之，这也是文化的神奇，三槐堂转化为三教堂当然也就顺理成章。 
    既然三教合一、三神并立，三位神仙在祭坛上的位置就成了问题，这是神祠中最讲究的规则。我们见到的神像位置排列，三者坐北面南，绝大多数是释迦牟尼居中，孔子居右，太上老君居左。中为首，左为上，孔圣人排了个老末，这还了得。清代虽然康熙看好过三教合一，但以后道光诸朝都因为儒生的抗议，禁废过各地的三教堂和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为什么多是释迦牟尼居首，这还得从三教合一中三教各自的积极性来分析。一是无论道教还是儒教，都是本土之教，不管从哪方面讲，都缺乏积极合一的动力，能做到接受融合已经不错，从文庙和道观的祭祀偶像看，罕见有引入异教者，就不存在位置的首末问题。二是佛教的积极性甚高。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能在华夏大地上生存下去实是不易，史称的四大法难就是证明，佛教的汉化是其主要的出路。毛泽东主席博览群书，宗教方面的著述也常有涉猎，他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熟读《六祖坛经》，认为慧能才是禅宗真正的创始人，其把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百姓化。我国近现代一些学者专家对三教合一的研究说明，佛教禅宗的发展，其中国化、百姓化是三教合一可行性的主要基础，禅宗对儒道营养的汲取也十分明显。天下名刹少林寺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的祖庭，寺内明代的碑刻，三教合一碑即“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就是一项历史的佐证。还有山西悬空寺，还有各地一些具有三教合一内容的寺庙，都说明佛教在三教合一中最有积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三教合一成了佛教禅宗的“统一战线”，那么释迦牟尼在三座神像中居首就容易理解了。关于开封三槐堂和以后转化而成的开封三教堂，释迦牟尼为何也居中，我们从王旦临终前要儿子为其剃光头穿上僧衣的意愿中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北宋时期像王祜、王旦这样的儒官世家，其信条皆为六个字：正心、明心、炼心。正心代表着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明心代表着佛学的救世、见性、通万有；炼心代表着道家的养生、遁世、穷万物。以此为思想基础，这些社会的精英们都实践着一个带有文化色彩的历史性尝试：三教合一。这是开封三槐堂不应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其成为后来三教堂的人文基础，是和北宋时期和谐社会的大背景绝对分不开的。北宋赵家王朝治国虽也有败笔，但与以前的历代王朝相比，减少了杀戮，敞开了言路，形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的封建新时代。三教合一在北宋一代趋向成熟，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亮丽的一笔，是世界大家庭里各种宗教平等、和平、融洽相处的榜样。 
    结束语：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古今中外建有三槐堂1000多座，建立名号不一的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也不是一个小数。像三槐王氏祖庭的开封三槐堂和其转化的开封三教堂这样，历史渊源、文化传承、民众认知、位置沿袭如此紧密者，全国可能也仅此一处。“用好三棵槐，修好王旦墓，走好三教路”，无论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对文商旅产业的规划和开发，对复建工程的设计和实施，都是重中之重。要让更多的华夏同胞在古都开封寻到文化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