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一中国后，虽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思想界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在文坛上起着主导作用的便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儒家理论，对新兴的戏剧艺术抱着无视、蔑视的态度。但是，在下层、民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文化的繁荣，社会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涌动着新潮。 
    涉及文学领域，在澎湃潮头矗立的便是曲学异人钟嗣成。他为元代杂剧作家及一些散曲作家立传，写下旷世奇典《录鬼簿》，公然向传统挑战，为戏剧呐喊，为新学奠基。 
    元朝绝大多数杂剧和散曲作家社会地位不高，而杂剧、散曲虽然非常受欢迎，但地位又远远不及正统诗文。但在钟嗣成的心目中，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都是能与山岳并峙、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的不死之鬼。他煞费苦心，终于令许多元文人不至于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即便一些文豪没有生卒年份、家学渊源可以记载，钟嗣成也想尽办法推考他们的行迹、记载他们的笔墨。一部收录了诸多人心酸一生和成就的《录鬼簿》，成就了元文人，也成就了钟嗣成。 
    钟嗣成也是杂剧和散曲作家。他的生平资料寥寥无几，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得知他字继先，号丑斋，祖籍大梁（今开封），寓居杭州，累试不第。钟嗣成一生坎坷，最大成就是撰写了《录鬼簿》。该书记载了金元曲家152人，几乎将两代知名曲家囊括殆尽。《录鬼簿》中收录的著录杂剧名目达452种，占了现存500种可考元人杂剧剧目的九成以上。所作杂剧有7种，《章台柳》《钱神论》《蟠桃会》《郑庄公》《斩陈馀》《诈游云梦》《冯公式烧券》均为佚传，仅存小令59首，套数一套，是研究元杂剧的重要资料。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腾空宝气”。 
    “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此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于暴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为愈也。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 
    这是《录鬼簿》的自序，在钟嗣成看来，他所处的现实世界贤愚不分、人鬼颠倒，有的人未必不是混世之鬼，有的鬼则胜于芸芸众生。生而无为，生亦为鬼；死而又名，虽鬼犹人。世间存在着许多酒囊饭袋、醉生梦死之人，同样也存在着该被载入史册的不死之鬼。在拥有偌大疆域的元王朝里，那些出身卑微、职位不高却才识渊博的剧作家，他们记载了人世的苦难，为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发出不平的鸣声，并且留下了经世不朽的文学作品，这些人也应该像明德圣贤、忠臣孝子一样被载入史册，成为书中的不死之魂。于是，钟嗣成以鬼为内容创作了《录鬼簿》，以表彰那些位卑才高、史堪久传之士。 
    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批驳那些苟求名利的世人是酒囊饭袋，不像他们自诩的那么高明。古语有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对于满腹经纶的文人来说，入仕做官是最好的出路，十年寒窗苦读，不外乎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得以一展长才，且能混口饭吃，那些不求功名的免俗者少之又少。钟嗣成一开始也抱着同样的求名心态，毕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 
    元末，少年钟嗣成寄居杭州，在当地求学，受邓文原、曹鉴等大儒的指导，同窗好友有赵良弼、屈恭之等。他并非愚笨之人，有满腹的治世之策，一心想要报效朝廷，却屡试不中。后来，钟嗣成虽然当了一阵江浙行省掾史，但一直得不到升迁，最终看透官场的真实面目，毅然回家写书、教书。张养浩、马致远、乔吉、白贲、郑光祖、张可久、徐再思等曲坛名家也都有相同的命运，在求得功名之后方知是一场空。 
    钟嗣成与许多元曲家一样仕途不顺，但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大谈清高、隐逸，而是博取另一种名。他想明白了，既然不能仕而为官，就干脆退而为民。于是，他在退隐之后，并没有因为郁郁不得志而消沉，而是选择做一个潇洒快活的教书人。钟嗣成的散曲以自嘲嘲世，他甚至把自己当作是悲田院（又称“卑田院”，是历代建立的专门收容贫儿、乞丐的机构）。“风流贫最好，村沙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钟嗣成在《醉太平》中显露了自己的心迹，同时这也是大部分文人的怨怼和无奈。钟嗣成决定写下《录鬼簿》，也正是由此引起的，他希望借自己的笔，将那些被埋没乡野的才子佳人尽数记录下。 
    在《录鬼簿》中，钟嗣成讲到前辈大家时，多会作一曲或一诗为其总结或是吊念。他用心记录每一个人，经过反复琢磨，给予中肯评语，体察他们的生活境遇，细想他们的品格。“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绕云深。欲挂坟前剑，重听膝上琴，漫携琴载酒相寻。”这首《凌波仙·吊乔梦符》是他为乔吉（字梦符）所写的悼词。钟嗣成笔下的乔吉，一生孤独，流浪“湖海少知音”，费尽心思争得功名，但是百年光景过后只剩满头白发，继而驾鹤西去。乔吉曾自称“不应举江湖状元”，表示江湖中的才子绝不应去争名逐利，对自己外出旅行和放荡生活给以安慰似的肯定。乔吉自我疏解，故作潇洒，但钟嗣成却知他实则凄苦，所以在《凌波仙·吊乔梦符》的前半曲书写乔吉悲情的生活经历。乔吉死后，钟嗣成很想到他的坟前洒一杯水酒，挂一柄长剑，弹一曲乔吉所作的曲子，以慰其魂灵。 
    纵观乔吉的人生经历，会惊奇地发现与钟嗣成的一生极其相似。两人都曾在杭州寄居多年，空有抱负却始终作为布衣以了残生。最后，乔吉选择浪迹天涯，钟嗣成则窝在杭州城中教书、写书。或许在体味他人的生命意义时，钟嗣成也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仔细翻阅《录鬼簿》中的诸多曲人，会发现他们与钟嗣成的背影渐渐重合。他们都是满怀凄怆和不平的混世遗珠，同钟嗣成一样，不再苟求成为史册里的圣贤，但愿成为野史残录里的不死鬼，至少，他们的人格和气节没有被埋没。 
    钟嗣成将剧作家和剧本当作戏剧艺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载入典籍，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和意识，明清戏剧学的发展将无从谈起。可以说，钟嗣成对于戏剧学有着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