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遣大将于禁、偏将庞德助曹仁讨关羽于樊城。天降大雨，汉水泛滥，魏军被洪水围困，于禁投降，庞德被杀。后孙权夺取荆州，从狱中赦免于禁，遣返曹魏。此时曹操已死，曹丕继位，于禁须发尽白，形容憔悴，拜见曹丕，泣涕顿首。曹丕令于禁到曹操墓园守陵，但预先于陵屋图画关羽战胜、庞德愤怒、于禁降服之状，于禁看见，羞惭发病而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抨击曹丕：“于禁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君子不辱人”，体现的是传统文化宽容有礼的思想，其内涵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所谓君子，必定尊重人，即便是囚徒罪犯，即便是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有人格尊严，也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任意羞辱别人以快其意，是小人而非君子。其二，羞辱人，会给人的心理造成极大伤害，留下刻骨铭心的仇恨，给自己埋下祸患。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受晋献公猜忌逃亡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是骈胁（pián xié，双肋骨），很好奇，就逼他脱衣观看。这对重耳来说是不能忍受的羞辱。后来重耳归国为君，立即举兵灭了曹国，以报蒙羞之仇。所以君子是不羞辱人的，如于禁，虽于臣节有亏，但毕竟有大功于曹魏，如今乃垂死老翁，苟延残喘，何必羞辱他呢！曹丕的做法，纯粹是小人伎俩。
　在中国历史上，凡明君，凡义士，都是深明“君子不辱人”之道的；小人则相反。《资治通鉴》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值得玩味的。汉献帝建安初年（公元196年），刘备为豫州牧，举荐陈郡（今河南淮阳一带）人袁涣为茂才（即秀才，避刘秀讳）。不久吕布与刘备交恶，扣押袁涣，命他写书信辱骂刘备，袁涣不从，再三强求，仍不从。吕布大怒，以兵威胁：“为之则生，不为则死！”袁涣面不改色，笑而应之曰：“涣闻惟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如果刘备是君子，就不会理会将军之言；如果刘备是小人，将以将军之言复骂将军。如此，则羞辱在此不在彼。再说，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归于刘将军，复骂将军，可乎！”吕布无言可对，羞惭地终止了这种恶作剧。用污言秽语辱骂人，实在是小人所为，除证明自己品行低劣、无聊无耻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南北朝时，北魏人贾思伯、贾思同兄弟求学于北海（今山东昌乐县西）人阴凤，结业，学费值三匹绢，无资给付，阴凤扣押了他们的衣物，兄弟俩短衣赤身而回。后来，兄弟俩都做了高官，贾思伯政绩卓著，升任中书侍郎（相当副宰相），孝文帝赏赐丰厚。贾思伯富贵之后，送阴凤百匹丝绢以偿当年学资，又派车马接他进京报恩；阴凤羞惭不往，自此无颜见人，闭门不出。时人感叹此事，作歌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讥讽阴凤亵渎师德，有眼无珠，辱人太甚。羞辱人事实上是以强凌弱，如高官对小吏，富翁对贫民，成人对孩童，但强弱之势是会转化的，羞辱弱者的代价很可能是以受辱偿还。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二月，一日朝会，太宗于众臣前问银青光禄大夫张玄素：“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张玄素面如死灰，几乎瘫倒，因为他在隋朝只是个小吏，还被流放过，深以为耻，太宗于大庭广众揭他的“伤疤”，他感到很丢人，精神崩溃了。谏议大夫褚遂良上书：“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身寒微，陛下重其才，擢（zhuó，提拔）至三品，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太宗后悔道：“朕亦悔此问。”尘世之人都有“伤疤”，最忌讳别人当众揭“伤疤”。因此，君子体谅别人的感受，是不当众揭人“伤疤”，使人难堪受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