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在郑州市二七区福寿街小学工作，家在郑州郊区。那时每逢中秋节，我就发愁买不到月饼。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各种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大都需要发放票证，以控制消费。相比之下，作为节日点心的月饼更属于“奢侈品”，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获得月饼票（郑州市居民凭户口本每人半斤，机关人员每人一斤，农业户口没有）。
　　教师按干部的标准发月饼票，每人一斤，而我发愁的是我家的老老小小吃不上月饼，因为他们都是农业户口。向同事要吧，大家都是一人一斤，张不开口。脑子一转圈儿，我想到了学生家长。班里有个学生，其母亲是德化街刘胡兰门市部的老营业员。据我了解，他们家子女多，四个孩子两个大人，人多月饼票就多。中秋节前的一个下午，放学后，我把班上的那名学生留下来，先把一斤月饼票和５毛钱（１斤月饼５毛钱）交给学生说：“你母亲不是在刘胡兰门市部吗？我没时间，叫她给我买斤月饼。”稍加思考，我又说：“对你母亲说，老师家里人多，看能不能多买１斤。”我又给她５毛钱。那天晚上我心里忐忑不安，老是想着学生家长会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八月十五这天早上，学生到校后，我问那个学生月饼的事儿。学生笑着对我说：“俺妈说，下午上学时，叫我把月饼给您带来，不耽误您下午放学往家里带。”听此言，我心里才踏实了。
　　下午放学后，当我骑车跑３０里路回到家里时，已是７点钟了。二斤月饼一共８个，正好每人一个，妻子和我舍不得吃，还是留给口馋的孩子们了。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丰富了，凭票走后门买月饼的年月一去不返了，但每到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那种凭票走后门买月饼的情景仍会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