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接待他的规格相当高
　　１９７２年５月中旬，林县第四招待所（下称四所）所长田永昌接到林县县委宣传部通知，让他做好迎接７名意大利记者的准备。田永昌立即着手安排，在招待所南楼二楼腾出４个房间。
　　“县里说的意大利记者，其实就是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影组。”田永昌透露，当年５月，四所共接待了７批外国人，安东尼奥尼是其中的一批。当月的安排，田在日记中这样记录：“４~７日，十六个国家常驻北京记者２６人；９~１１日，新西兰１人；２０~２２日，菲律宾１２人；２２~２３日，日本记者３人；２６~２９日，印尼、日本、苏丹、坦桑尼亚共７人；２８~３１日，意大利７人；３０~３１日，阿尔巴尼亚田径队２６人……”
　　关于安东尼奥尼的行程安排，根据相关档案记载，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安东尼奥尼一行到达北京；北京、河南林县、苏州、南京、上海成为中国官方同意安东尼奥尼拍摄的５个地方；当年５月２８日，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来到林县。
　　“安东尼奥尼是２８日上午１１点多到四所的，单独住在２０８房间，他的女助理住在别处，其他５人分住３个房间。”田永昌说，２０８房间内铺有地毯，有两个床铺、一台１４英寸电视机、一个风扇，有电话但不能打长途，卫生间有马桶和洗脸池，全天有热水。“住宿条件在当时是最好的。”他说，虽然没有调警察或解放军保护安东尼奥尼的安全，但他的行程由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郭新太陪同，规格是比较高的，“一般外国客人来访，县领导是不出面的”。在餐饮上，早上供应从安阳运来的咖啡、牛奶，中午和晚上吃中餐。“他不挑食，也没有提出格要求，对我们的安排很满意。”田说。
　　在田永昌的记忆里，安东尼奥尼对看到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晚上经常回来很晚。在林县４天里，他没有过多去拍摄红旗渠，而是让更多的镜头对准农村。“他离开大菜园村后去了任村和北小庄村，常常‘不守规矩’到非开放区。”田永昌说，安东尼奥尼不仅拍农村庙会，还专门拍毛驴拉磨，陪同的县领导抱怨：“我们有电磨他不拍，咋光拍吓人的东西？”
　　１９７２年５月３１日，安东尼奥尼离开林县。站在四所南楼已改成２１５号房的原２０８房间内，田永昌念叨着“电灯还是以前的，洗脸池没变”。那一刻，老人的神情充满了对往事的怀念。
　　想做“１９７２年中国的见证人”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２２天，消耗３万米长胶片，最后制作成一部时长２２０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１９７３年１月，《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举行，产生巨大轰动，受到西方的追捧。然而，令安东尼奥尼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遭到了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
　　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该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县里来村上调查过，看安东尼奥尼还留下哪些‘罪证’。”马雍喜回忆，当时他心想，“老安”居然是反动派呢，幸亏没跟他有过多联系，但随着来村里的外宾日益增多，县里也没顾上再追究。据资料记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文章结集出版，达１２万字。据《新世纪周刊》报道，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５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当年２月１９日，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