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旅游的发展势必会考验城市的承载能力。而对于旅游业来说，游客的数量也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城市现有游客数量的水平已经对相关的城市要素、游客的旅游体验、居民的日常生活其中之一造成了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城市的游客数量至少在某一方面已经超载。但“多了多少”，尚有待学术界的继续探索，于现实来说，当务之急是唤起人们对于城市旅游承载能力的意识、建立相关机制，去应对业已出现的“过载”现象。

一、城市旅游承载力研究的溯源与含义

    对于承载力问题的关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甚至更早，很多如《旧约全书》的古书中都记载了人类因土地或食物的短缺而导致的大迁徙，这恐怕是最早的由承载力问题引发的人类社会的动荡。

    近代学科中对承载力问题较早做系统性研究的是生态学和人口学。生态学主要集中于应用生态学对畜牧场最大载畜量的研究，人口学主要集中于马尔萨斯悲观主义人口学说以及对人口增长数学模型的研究。真正延伸到旅游领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由生态学领域发展而来。研究对象由原来的对动物与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延伸至游客与环境，关注点主要是游客数量对动植物造成的可见性损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打断了承载力研究的进程，但随着战后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休憩的需求也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家公园入园游客数量大幅增加。基于缓解公园设施的拥挤状况和保护园内植被的需要，景区旅游承载力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达到最多。现代旅游承载力已覆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也随着数学和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而多样化。

    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是承载力研究在以城市为载体的旅游学领域中的延伸。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就已意识到对短时间内区域人口大规模集散效应引起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90年代初才在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城市有较为针对性的案例式研究，亚洲国家中尚未多见。

    根据相关研究，城市旅游承载力的含义可表述为：在不对与旅游相关的城市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设施等)、游客的旅游体验、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城市旅游相关要素的最大可被利用程度，以可被接受的最大游客数量作为其衡量标准。

    对于上述概念，可以从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城市旅游承载力问题是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的。城市化发展的加快使得短时间内大量市民的旅游诉求集中爆发，形成短时间、大范围内的人口集散现象，进而导致城市中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资源要素被恶性利用，从而破坏了城市系统原有的平衡状态。

    城市旅游资源的有形方面包括城市中与旅游相关的生态资源、环境资源、设施资源、各类企业及其所提供的产品资源、人力资源等。这些资源从物理层面制约着城市旅游业的承载能力，当某一资源因某种原因遭到破坏导致其承载能力降低时，就会直接引发排斥效应，这种效应往往是来势迅猛，对城市系统的破坏性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表现出来，并迅速达到高峰。但持续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借助外力改变相关资源的紧张状态而逐渐好转，实质上反应的是短时间内资源供求平衡关系被破坏的一种“失衡”状态。如黄金周期间的住宿紧张情况、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等。

    城市旅游资源的无形要素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要素(如居民对旅游的心理承受情况)、城市政治经济要素(如国际间政局影响、国家及城市相关政策的导向、经济景气情况等)、城市旅游服务质量、城市原有风俗文化的开放程度等。这些资源以无形的方式同时影响着城市居民和游客双方。比起物理层面的有形要素来，精神层面的无形要素更容易形成负累加效应和蝴蝶效应。其负累加效应往往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引发群体间不信任事件;而蝴蝶效应则会让负效应波及旅游业以外的整个城市系统，使旅游地整体形象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往往是在负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借助某一微小契机，以群体共鸣的方式集中爆发，影响范围广，而且无论是事发前的累计时间还是负效应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如海南三亚的宰客事件、“零团费”港澳游事件等。

二、我国城市旅游承载力的现状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水平已由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10年的47.5%。城市化后，人口的空间聚集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短时期内大量市民由于游憩诉求的需要而产生的集散问题。

    从有形层面来看，现阶段的旅游资源有形要素在部分时间、部分城市已不能够满足民众的游憩诉求。这在长假公休日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交通、餐饮、住宿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状，而一旦过了这段时间或者改善了相关要素的供给状况就会很快好转。尽管短时间内可以通过外力改善这种状态，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应该更有预见性、计划性和稳定性，这无论是对于行业自身的稳健发展来说，还是从与其他行业间保持和谐关系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忽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方并不可取。

    从无形层面来看，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时间较短，无论是政府层面的政策导向，还是从业人员群体以及游客群体的整体素质，抑或是旅游地居民的社会心理受容情况，都还处于“磨合期”。这种磨合不仅表现为三者群体间时有发生的摩擦事件，还表现为管理层在处理摩擦事件时对事件发展态势的估计和引导经验相对缺乏。城市旅游资源的无形要素与群体意识息息相关，所谓“契机事件”(如上文所述的“宰客”、“零团费”事件)也是其类似事件长期累积后引发的群体共鸣，进而导致群体间的不信任。因此，旅游业管理者和从业者对旅游市场保持敏感性并对潜在的类似“契机事件”防微杜渐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