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社会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城市一直扮演着客源地和目的地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城市居民拥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由此构成了旅游消费的经济权利，而城市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则促使人们产生暂时性地离开城市、回归自然的愿望。另一方面，城市作为人类的重要聚落形式，拥有极其丰富的景观资源和享乐设施，加上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环境的改善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也就具有了旅游接待、休闲度假、观光娱乐等功能，于是，城市也就成了旅游目的地。城市在发挥旅游目的地功能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众多针对旅游者开发的专门性产品(如主题公园等)，同时，一些工作场所也面向旅游者开放。Maccannell在其著作《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就曾提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康宁玻璃公司已经专门拨出了给参观者的时段、入口和走廊；精神病院、部队基地和小学定期向参观者开放……建筑公司在工地周围的围墙上钻上窥视孔，将这些孔整齐地排列起来，以便不同身高的观光者参观。”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当前的旅游发展中也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换言之，城市凭借其优良的人文环境和独特的城市景观，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具有旅游目的地功能的城市，因其所拥有的高品质而又数量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接待设施而被看作旅游城市，而每年大量的旅游流使得这类旅游目的地成为现实的、集中性的旅游发展平台，进而使城市成为各类旅游目的地的重中之重。

　　在中国，城市因其所具有的这一旅游发展功能而引起了各级政府对城市的旅游竞争力的高度关注，并激发了各个城市发展旅游的极大热情和攀比心态。理论界为满足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需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提出了对城市的旅游竞争力予以评估的理论模型、方法和策略。为了促进城市的旅游业发展，1995年3月，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开展创建和评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的通知》，并于同年开始组织实施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活动。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旅游城市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其中有关竞争力评价的议题则成为这场讨论的热点，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们对政府所主导的研究课题的极大热情。

　　不过，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尽管此类研究已经形成了量的积累，但在理论建构和实际应用方面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相关研究所形成的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理论不仅难以推进中国特色旅游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可能误导全国的城市形成千篇一律的面孔，与旅游发展的要求南辕北辙。这一结果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源自学界对政府评选优秀旅游城市的初衷做了局限的解读甚至误读。因为，政府部门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级阶段所推出的优秀旅游城市评选活动，将比较基准确定在旅游业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这一出发点是有其时代合理性的，同时也是政府工作的一个理性选择。然而，时至今日，学界所形成的评价哲学和相关理论，已经开始留下后遗症：人们正在漠视旅游的本质诉求，漠视特色对于旅游的根本性意义，由此也给那种只重发展不重保护的行政思想留下了藏身之所。试想，当各种此类评比的最终结果总是表现为：综合性大都市位列优秀旅游城市之首，而有特色、有巨大国际辐射力的中小城市却可能排在百名之外的时候(例如，在罗栋的一项研究结果中，位列百名优秀旅游城市之首的是北京、上海，而丽江则位列第100名)，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种评比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了。这种怀疑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督促我们反思相关理论的科学性。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方法论评述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学者在探讨旅游城市的竞争力问题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即相关概念的混淆。这种混淆不仅表现在不同研究人员的成果之间的误解和误用，而且还可能表现在同一篇成果的前后文之间的混乱和轻率。在多数文献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城市旅游与旅游城市、旅游城市和城市、城市旅游与城市中的旅游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此，就出现将用以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指标简单移植用以评价旅游城市的优劣，将用以评价城市旅游的指标错误地用来作为评价旅游城市的指标，用城市旅游的评价指标替代城市中的旅游的评价指标等现象。凡此种种，由于概念上的混乱，自然要造成结果上的无效。这是近年来旅游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缺乏理论升华的根本原因。

　　不仅这种概念性的混淆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评价的理论依据方面，人们还一如既往地利用旅游学的有限理论模型和竞争力研究领域的有限成果来构建旅游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其中，与旅游学相关的理论(其中包括有理论之名而无理论之实的一些提法)包括旅游系统论、旅游生命周期理论、城市旅游理论与城市形象理论(这些理论原本属于不同的领域，人们在借用这些理论的时候，并没有仔细思考其核心属性，仅仅是基于其与旅游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就把它们引入到旅游研究中)；而与竞争力相关的理论则包括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与旅游目的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按道理，借助相关理论构建旅游城市竞争力模型本是研究架构的一个无可指责的路径。但是，就现有文献来看，该环节存有两个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相关竞争力模型的正确构建：其一，旅游学相关理论自身不成熟以及缺乏体系上的自洽性，影响了其对模型构建的支撑力度；其二，部分学者在构建相关竞争力模型时，较多地将眼光投射到“城市”之上，却常常忽略了对“旅游”应有的深切关注，因此，不少文献实质上是在进行城市竞争力探讨。后一个问题进而也反映了研究视角和技术路线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从现在文献中看，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对旅游城市的竞争力进行评价时，往往是通过一般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或指标体系的构建来进行量化的旅游城市竞争力实证研究。具体来说，研究者从探讨旅游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出发，试图构建一个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选取具体城市进行分析、评价，最终给出一个排名清单。这个评价过程的特点以及所隐藏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第一，在评价方法论上，存在一个未必真实的前提假设——评价指标适合用来评价所有城市，换言之，这类研究假定所有城市都具有旅游潜质，差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第二，用这个如筛子一样的基本框架来过滤和衡量所有城市，其结果将是一个包含序位的清单；第三，这种排名的直接效应是助长了攀比心态，它的社会基础是强大的政府资源；第四，这种排名未必注重某个城市旅游发展所面临的独特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却需要顾及所有城市必须具备的一般性条件。由于这研究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所以
我们很难在国外学者那里找到类似的旅游城市排名研究。相反，国外学者多将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从旅游营销、旅游感知、旅游环境管理等角度进行个案式的研究。即使开展量化评价，也主要是把包括城市在内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对象而进行。比如，Kozak选取旅游动机、季节竞争、满意度等旅游感知数据，构建了包括软指标和硬指标在内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方差分析法，对土耳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国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性的定量评价。显然，这种评价体现在更为一般性的维度上，摒弃了那些不可比较的因素或指标。而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取舍，却体现了方法论上的一个慎重考虑。

　　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数人垂青定量研究，喜欢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这一点似与国外有所区别。国外研究该类问题不乏定性研究，而其定量研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研究方法更为丰富，涉及到方差分析、因子分析、聚类与判别分析、重要业绩分析、尺度分析、回归模型分析等。不过，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相关的定量评价往往基于旅游者个体的主观判断(比如景观的奇特程度、旅游体验的满意程度等)，这种在非量化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量化评价，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科学性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并不会因为方法的复杂程度而有所改变，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相关问题的根本适当性问题。

　　检视国内相关研究，还可看到一些操作性方面的问题，比如，样本的代表性以及指标体系的自洽性和适当性问题。在进行定量研究时，样本的代表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衡量指标，缺乏代表性的样本所造成的推断上的区位谬误，将直接影响研究命题的科学性。有一些研究旅游城市竞争力的文献，在选择典型城市时所依从的就近原则，就可能会影响到对所探讨的问题的解释力。至于指标的选择及其体系的确立，往往基于对所研究的问题的界定和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因此，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理论基础方面的欠缺造成的。例如郭佳、陈晓东、姜立峰在2007年浙江省旅游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多项指标建立了旅游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人数(国内游客数量、外国游客数量)、旅游接待设施(星级宾馆数量、客房数、床位数)、旅游组织能力(国际旅行社总数、国内旅行社总数、旅行社从业人员数)。很明显，如果仅从他们所选择的指标上看，这些作者想要解决的并不是旅游城市的竞争力评价的问题，而是关于城市的旅游产业经营绩效的讨论。同样，张争胜、周永章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实属旅游产业经营竞争力测评，恐不能代替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实际指标选择不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某些研究人员迫于数据收集的难度而将一些重要指标删减或用其它指标替代。例如，宿倩在对比理论性指标体系后，剔除了社会平均投资利润率、居民好客度、成人识字率、舒适性指数、犯罪率、旅游咨询中心、景区设施齐全程度、旅游娱乐设施规模、旅游发展资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比例、旅游研究人员数量及危机管理水平等多项指标。这种经过大幅删减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足以实现最初的研究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