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走过55个春秋，每次有新发现都令人激动不已，让二里头遗址有了“最早的中国”的美誉。日前，记录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新成果的《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1999～2006）>》（以下简称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创当前国内考古界遗址类报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学科最多的纪录。

    喜报：报告首发，八年“磨”一书
                
    “报告出来了！”10月26日，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把报告将在北京首发的消息经短信发出时，考古队员们激动地四处传告这令人振奋的消息。“报告共5卷，从2006年开始立项整理、撰写到出版，差不多用了8年时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
                
    赵海涛介绍，报告主要是对“华夏第一都”——二里头遗址发掘第四阶段重要发现的集中汇报。这一阶段，中外学者对二里头遗址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范围、周密科学的调查，发现数百个文化遗址，使人们对二里头文化有了整体全面的认识。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遗址作为首要研究对象，从环境、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对遗址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考古研究，使人们对二里头遗址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该报告共5卷270多万字，有近1500幅插图、400多页图片，直接参与报告研究和编写的专家学者有61人。报告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涉及10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碳十四测年，地貌环境，遥感，人骨鉴定和病理分析，玉器和石器的原料来源和工艺，陶器的成分和制作技术，青铜器的成分、结构和制作技术，植物和动物考古等。
                
    通过报告，读者可以看到夏朝后期居民的食物以小米为主，家养动物以家猪为主，黄牛和绵羊的数量呈由少到多的趋势，且发现黄牛外来的证据；在铜器方面，则存在跨地区、长距离的产业链，青铜的合金比例不稳定，具备早期铜器的制作特征；陶礼器和日常陶器成分不同；骨器材质以牛骨为主，切割则使用金属工具。
                
    许宏介绍，报告由田野资料和多学科分析研究两大板块组成。在田野考古板块，报告以聚落形态探索为主线，不同于以往以文化分期为叙述主干的报告；在章节设计上，以区域为纲，分别介绍遗址东部区域、围垣作坊区和宫殿区，每区又在分期的基础上，详述文化堆积和各期遗存的存在状况及相互关系；在遗址中心区，还对一些大型建筑基址的重要部位以探方或解剖沟为单位做细部交代，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大量分期平面图和剖面图的披露。
    “为做到通俗易懂，我们尽可能多地把每项工作的缘起、思路、方法、过程介绍清楚，以便读者了解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貌。”许宏说。

    评价： 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国内罕见
                
    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以来，考古发掘工作已持续55年。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带来惊喜，有诸多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礼器群、铸铜作坊、城市道路网、宫城、车辙痕迹、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以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作为重要突破口，提出了全新的年代框架，推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从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50年，这一重要的研究成果使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
                
    业内考古专家认为，一处遗址、一部报告集中了如此多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的研究，在国内实属罕见，创当前国内考古界遗址类报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涉及学科最多的纪录。
                
    自1959年开始，直接参与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他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而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更是一项细致、琐碎甚至枯燥的艰苦工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更大，时间周期更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认为，报告的编写出版，是对这一阶段考古成果的重要展示，报告内容空前丰富而科学。
                
    “二里头时期与之前的龙山时代相比，农业发展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手工业门类齐全且初具规模。通过这些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他们的衣食住行将如画卷一样生动形象地展示在今人面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靖说。
    幕后：  丰硕的成果，离不开考古人的坚守
    在丰硕研究成果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二里头考古人的坚守。“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这座都城遗存下来的蛛丝马迹，让它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1999年至今，一直坚守在二里头遗址的许宏说。从2002年社科院研究生毕业至今，赵海涛在二里头一待就是12年，且每年有近300天待在这里。他对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和报告编写投入了大量心血。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有新发现。至今，回忆起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现的“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形器，许宏还难掩激动。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立即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当时我们16个人进行‘两班倒’，轮流值班，还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把我们北京吉普车的车头对着黑黢黢的墓穴，隔一会儿就用车灯扫一下。”许宏说。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绿松石龙形器的价值终于浮出水面——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在二里头考古队大院，除了社科院的考古专家，值得一提的还有把青春献给二里头的考古技师们。报告资料的搜集者之一、修复文物的偃师市翟镇镇圪垱头村村民、二里头遗址考古技工郭淑嫩就是其中一员。
                
    郭淑嫩是土生土长的二里头人，默默坚守在家乡这片神秘的遗址上足有30年。她从一个文物考古的“门外汉”，成长为勘探、布方、画线图、文物修复样样精通的专业技工。她说：“脚踩二里头这片神圣的土地，一定要为考古出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