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字平仲。他一生胸怀大志，31岁就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以刚正清廉、善断大事而名彪史册。他一生坎坷不平、屡进屡退，最后竟客死于偏远的雷州。

    一

    寇准的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屡建功勋，被封为三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

    寇准天资聪明、勤奋好学，14岁时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篇。15岁时，他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等。980年，19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开封市）应试，考中甲科并取得参加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多报几岁。寇准不以为然，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知县。在任期间，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实行奖励耕织和鼓励开荒的政策，致使成安县百姓安居，人民交口称赞。

    由于勤奋努力，寇准数年间屡屡升迁，一直做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谏奏。有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犯大宋边疆，只应加派劲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宋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宋太宗在处理重大政事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他也颇敢直言。有一次，寇准向皇上奏谏，因语言冲撞，惹得宋太宗发怒，起身拂袖准备退朝。寇准却上前挽住皇上的衣角让他坐下，继续劝谏，直到事情决定之后才算结束。宋太宗息怒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分赞赏地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得魏徵。”

    991年春，天大旱，又闹蝗虫，宋太宗召集大臣议论施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寇准却说大旱的征兆似乎是谴责刑法不当。宋太宗听后怒容满面，起身退朝。过了一会儿，宋太宗又召见寇准，问他究竟有何根据。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当即传唤二府长官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正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千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难道不是执法不公吗？”宋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此事，王沔叩头谢罪。从此，宋太宗更加觉得寇准忠贞廉直，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其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他又把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王带赐给寇准。

    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寇准虽然被贬，但并没有失去宋太宗的信任。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宋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宋太宗先让他看看自己的脚病，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宋太宗的问题，于是提出了一个选太子的原则，即立太子一事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商量都不行，只要能选择符合天下人所期望的人就可以了。宋太宗低头思之良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提出了自己的人选，寇准以“知子莫若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宋太宗早下决心。

    二

    997年，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1004年，宰相李沆去世后，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进朝谢恩时，宋真宗就再一个宰相人选征求毕士安的意见。毕士安推荐了寇准，说寇准忠诚可加、资历深、善断大事，自己也不如他。宋真宗也认为他们的优缺点可以互相弥补，于是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屡受奸佞小人的弹劾，多亏毕士安为他辩护，才得以免受宋真宗的怀疑。

    1004年，辽兵入侵宋朝北部边境，放纵游骑掠夺抢劫，作战稍有不利，他们便引兵退走。寇准得知这一军情后，认为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惯用的伎俩，当即上奏宋真宗，建议加紧练兵点将，精选骁勇，增派精锐部队把守关隘要地，防备辽兵入侵。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大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军。同年农历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入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率大将箫达揽，领兵20万，进犯贝、魏诸地，包围瀛洲，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州。敌兵步步进逼，形势十分险恶，朝野上下一片恐慌，边关的告急文书有时一天要送回5封。在群臣恐慌之时，寇准却十分镇定。他有意将告急文书搁到一边，照旧饮酒谈笑。宋真宗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应御驾亲赴澶州就可以很快取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宋真宗身赴前线。宋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叟请求宋真宗躲到成都。寇准知道是他们在扰乱君心，就厉声质问：“谁为陛下提出南逃之策，就有可杀之罪。当今皇上神武非凡，武将与文臣同心协力，若大驾亲征，敌军就会逃走，即使不退，还可以出奇计挫败辽兵的阴谋。坚守城池，敌劳我逸，即可稳操胜券，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流亡到偏远的楚、蜀之地呢？如果那样，人心动摇，辽兵乘虚而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宋真宗认为寇准的话很有道理，就决定御驾亲征。

    宋真宗率军北上。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皇帝坚定了信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有人劝宋真宗暂驻于此，观察敌情，然后再决定进止。寇准力排众议，执意对宋真宗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越发不安。若不前进威慑敌兵，我军绝难取胜。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等将领已经率兵分屯在中山等地，李继隆、石保吉等将领也已经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四方各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助王。陛下北行万无一失，为何又迟疑不进呢？”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后，登上城楼检阅。将士和百姓望见御盖髦旗，欢声雷动。辽兵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愕，以至于乱了阵脚。在前线，宋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寇准号令严明，军队士气高涨。宋、辽相持多日，宋军无懈可击。辽兵是孤军作战，最想的是速战速决，最忌旷日持久，因此急于求战。辽军统帅萧达揽亲自到阵前督察军情时，被北宋大将李继隆部下的威虎军首领张环用床子弩射死。萧达揽一死，辽军士气大挫，宋军深受鼓舞，双方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萧太后不敢久陷于中原战场，便派使臣来到澶州北城请求议和。宋真宗在战场也是寝食不宁，巴不得快速结束此役。他虽对辽方提出的土地要求进行了驳斥，但同意给钱。寇准表示坚决反对，不但不同意馈赠金银之事，而且要让辽国称臣并献出幽、蓟十六州土地。宋真宗无心久战，推托说不忍心生灵重困，希望早成和议。许多大臣也不愿久战，纷纷在宋真宗面前进谗言。宋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营，并授意只要辽方退兵，每年可赠辽国百万金银布帛。寇准闻讯后，将曹利用召至帐下，叮嘱说：“虽然皇上允许百万，你所谈的银两不得超过30万，否则，回来后我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严词力争，最后以每年交给辽国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的条件成约而还，双方约为兄弟盟国。辽国在结盟之后引军北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三

    澶州结盟之后，宋辽息兵，两国边境比较平静，因此宋真宗对寇准更加器重，放手让其处理朝中大政。由于仕途顺利，寇准不免有些自鸣得意，因此给人以可乘之机，以后他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就一直走着下坡路。

    1006年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敬慕寇准，注目远送。这一幕被王钦若看在眼里，便趁机进谗言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捍卫国家的功劳？”宋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愕然。王钦若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是在大敌逼进城下时签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立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击到了宋真宗的痛处，顿使他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便使尽其所有来做赌注，这叫做‘孤注’。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宋真宗听信了王钦若的挑拨，渐渐疏远了寇准。不久，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就在当年，宋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其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省陕县）知州。

    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有一班奸佞之徒与之配合，营私舞弊。1008年，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封弹要有天端之应，于是君臣便合谋伪造“天书”，公然自欺欺人。之后，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工于心计，为他们搜刮钱财。这5个人狼狈为奸，踪迹诡秘，被称为“五鬼”。

    1014年，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后，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的林特势如水火。林特当时正蒙厚宠，负责征收河北地区的绢帛，催逼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1015年，寇准又一次被免职，迁为武胜军节度使。

    1019年，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周怀政谋通，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多数大臣一再劝阻。这时有人献计说：“原来最不相信‘天书’的人是寇准，如果能让寇准进献‘天书’，官民才能信以为真。”于是，宋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开始并不愿意做这种荒诞不经的蠢事，后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方才勉为其难，违心地答应了进献之事。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就在这一年，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任宰相，兼任吏部尚书。进献“天书”是寇准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此事大大降低了他的威望。事后，他曾写《赠魏野处士》一诗，诗中以“名利”二字自责。

    如果说进献“天书”是寇准一生中走错的第一步，那么误用丁谓是寇准一生中走错的第二步。丁谓多才多艺、机敏过人，但他为人奸诈。寇准向来尊重有才气的人．但他只看到了丁谓的才气，却未能及时觉察丁谓的无德，甚至在他人的警告下仍不觉悟。寇准推荐他担任参知政事，作为自己的副职。丁谓当上副宰相之后，开始时对寇准还十分谦恭。一次中书省宴会群僚，寇准在豪饮之后，羹汤玷污了胡须，丁谓见到后忙走过来慢慢地为寇准拭抹胡须。寇准见他这般奴颜婢膝的行径，不由得心生厌恶，就用轻蔑的口吻讥笑说：“你现为参知政事，本为国家堂堂重臣，怎能为长官拂拭胡须呢？”这种尖刻嘲讽，羞得丁谓无地自容。从此，他暗自怀恨在心，日思夜寐，寻机倾陷寇准。

    同一年，宋真宗任命曹利用、丁谓为枢密使，执掌军机。曹利用与寇准也结有宿怨。

    1020年，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政事多由刘皇后主持。刘皇后执掌权柄以后，曹利用、丁谓趁机依附刘皇后，并结纳翰林学士钱惟演，彼此朋比为党，势焰熏天，寇准开始为此感到担忧。在此期间，宋真宗自认为大病不起，一度有意传位于太子赵祯。周怀政把这事及时转告了寇准。寇准趁机奏道：“皇太子为万民敬仰，愿陛下思念祖上之业、社稷之重，把皇位传于太子。另外，还要慎选正直、干练的大臣作为辅翼。丁谓、钱惟演是奸佞小人，万万不可辅佐少主。”宋真宗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由太子监理国事，而且想用杨亿辅政取代丁谓。杨亿知道事关机密，亲自深夜撰写书稿，不料一向喜欢狂饮的寇准醉酒后走漏风声。丁谓与刘皇后等人立即在宋真宗面前污蔑寇准要挟太子夺朝廷大权、架空皇上。宋真宗在愠怒中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降为太子太傅，并选当时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后把寇准贬为相州知州、道州司马。

    1022年，宋真宗病危。寇准罢相之后，目昏耳聋的宋真宗还曾经问身边的侍臣：“我为什么很久见不到寇准呢？”群臣畏惧丁谓的势力，没有人敢如实报告。宋真宗临终时还嘱托：“唯独寇准、李迪可以托付大事。”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变化以后，现为首辅的李迪会将寇准引荐给新任皇帝。于是，丁谓勾结刘皇后，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诬陷李迪结党营私，将他贬为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团练使。

    排挤走李迪、寇准等一班大臣之后，丁谓更是横行不法，为所欲为。京师官民憎恨丁谓，怀念寇准，编传歌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久，丁谓因伙同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建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免官。不久，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丁谓到崖州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将到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以此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将丁谓拒之于门外。丁谓远放南国，举目无亲，长途跋涉，也颇有些心力交瘁，想在雷州休息几天，但寇准把仆人、衙役全部关在府内尽情饮宴。丁谓知道自己没人招待，只得仓惶上路。

    1023年，寇准忧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这期间，他以《病中书》为题写了一首律诗，无限感慨地描述了他的志行和遭遇。

    1023年农历九月，63岁的寇准被迁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寇准的夫人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洛阳，沿途官民设祭痛哭，在路旁遍插竹枝，上面悬挂着纸钱等祭品。传说一个月后，这些竹枝生出了嫩笋，人们都说这是寇准的高风亮节感化了天神。不少地方为寇准修祠立庙，在雷州所修的庙宇就称为“竹林寇公祠”，在道州还建起了寇公楼。人们年年岁岁，按时祭奠。

    1033年，宋仁宗恢复了寇准太子太傅、莱国公的官爵，赠官中书令，谥号“忠愍”。1049年，宋仁宗又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写了《莱国公忠愍公旌忠之碑》的碑文，宋仁宗亲自为碑首篆书“旌忠”二字，以表褒扬。

    这位功绩卓著的一代名相，竟然在京城没有自己的宅第，最后客死他乡，但他清正廉洁的美名却以“无第宰相”而流传千古，至今为人称颂。

    寇准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遗有《寇愍公诗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