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主考 殿试开先

    宋初科考，大体沿袭唐制，有州府试（即解试，在秋天举行，故又称“秋闱”）、礼部试（即省试，在春天举行，故又称“春闱”）两级，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以进士科为最重，后又有新科增设，多有变化。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在讲武殿命题复试，并亲自主考。通过省试的举人们，这一次面临的是皇上筛选，“自兹殿试遂为常式”，科考也由原来的两级而升格为三级，殿试乃最高一级。殿试之开，北宋皇帝达到了亲自选拔人才，同时也掌控对高官任命的目的。

    为此，建隆三年（962年），太祖曾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乾德三年（965年）又诏曰：“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可见，殿试的采用限制了势家弟子在科考中享有的特权，有利于提高“生源”的质量。

    殿试考试，没有落榜淘汰，只有名次之别，第一、二、三名均可称状元，区别只在于第一名称榜首，第二、三名称榜眼（宋后改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雍熙二年（985年），太宗又创出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由此，殿试之后，所有及第者都成了“天子门生”。这对考生来说可谓无上荣耀，皇上也彻底掌控了开科取士的大权。

    开国之君赵匡胤，这位出身于军人之家、自小就不好好读书的赳赳武夫，黄袍加身后，偏偏重文教、兴科举。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他宣布“与士大夫治天下”，且制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的“家法”。在历代王朝中，这可谓一道别致的风景。

    扩大招生 皇恩浩荡

    唐代科考，录取人数十分有限，每届十几人、几十人而已，难度最大的进士科，往往是百人中取一、二名，由此导致“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那位“十年磨一剑”、推敲文字半生的贾岛在科场发疯的悲剧绝非偶然。这种情况到了北宋大为改观。

    北宋立国后，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大批文武官员。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中书舍人李知贡举（即科考主持人），仅录取11人，但经太祖复试，增取诸科96人，自此开始大规模增加取士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复试礼部所呈合格者，录取进士190人，诸科270人，十五举以上184人，共500人，取士规模可谓前所未有。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取士840人，超过唐开元年间全盛时期近30年的总和。有学者统计，太宗在位21年，取进士、诸科5800多人。到了仁宗一朝，13次科考，仅进士一科就录取了4500余人。

    不仅如此，对于屡试不中、多次落榜的士人，北宋朝廷还开创了“特奏名”和“赐出身”的特例。开宝三年（970年），太祖“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意思是对于参加15次进士考试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朝廷给予带有特殊照顾性质的“补录”，仍赐进士，并委派官位，此为后世恩科之始。所谓恩科，朝廷加恩是也。恩科之开，“补录”的进士们虽非“明媒正娶”，他们也多是到了花甲之年的“老榜生”，但朝廷的“补录”尤其是扩招之举，总算为孜孜以求的士人从政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可谓皇恩浩荡，对于北宋政府，也达到了笼络更多知识分子、扩大其统治基础的目的。至于所造成的大量冗官出现和财政紧张，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为了保证扩招“生源”的质量，北宋政府打破士族门阀垄断政治的局面，取消了科举的门户限制，“取士不问家世”，唯“学而优则仕”。为此规定，凡应试者，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年龄大小，哪怕是“工商、杂类”出身，均可报名参加。为此，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诏曰：“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义，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经途遐阻，资用或缺，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对于家境贫寒者，朝廷也会给予经济补助，“自起启以至回乡费，皆给予公家”，路费由政府埋单。

    禁闭考官 废除公荐

    宋代科考，考官虽然是临时指派，年年更换，但为防止考官与考生“打招呼”，双方串通舞弊，朝廷公布考官名单后，考官们必须直接进入考试场所——贡院，整个考试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直到录取名单公布方可离开，此即“锁院”——临时关禁闭也。此项制度始于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真宗又诏曰：“自今知贡举及发解试官，更不得乞上殿及进呈题目，并令门辞，差官伴入院锁宿。”因为锁院时间最长可50天左右，长期与外界隔离的考官们，孤寂难耐，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以诗歌唱和，遣寂寞时光，因而留下了大量相互酬答的锁院诗作。“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晔战士御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这是考官欧阳修对科场情景的描写。

    隋唐科举，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度并没有废止，间或有举孝廉之举。这种考试与公荐相结合的做法，允许通过“公荐”的方式推荐考生，即朝廷官员向主管科考的朝廷名臣推荐应试举子，但这给考试、改卷和录取环节“开后门”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些出身低微、无缘结交朝廷名臣的考生常常与此无缘。

    针对这一有悖公平竞争的做法，建隆三年（962年），太祖下诏：“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如违，御史台弹奏。”乾德元年（963年），太祖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开宝八年（975年），太祖下诏诸州，察举孝悌力田、奇才异行者等740余人，太祖命李等人试问所习之业，结果无一可用。对此，太祖勃然大怒，“诏劾本部官滥举之罪”，这一事件更加坚定了北宋政府罢废察举制度的决心。此后，各朝极少进行察举，自汉以来察举制度所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得以除治。到了景德元年（1004年），真宗又下诏重申，不许公荐。公荐的禁止有利于考试公平，对提高官吏素质具有积极作用。

    糊名誊录 防止舞弊

    对于科考，宋太祖有自己的考虑。几百年来的科考，虽然为封建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但在实施过程中问题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科场舞弊，结果导致科名多为权势家子弟攫取。为扭转这一状况，北宋科考开始注重选拔寒门士子，照顾弱势群体。为此，北宋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严格考试纪律。

    淳化三年（992年），太宗根据大臣陈靖的建议，对考试实行糊名制。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下诏各州“封弥卷首”，州试均实行糊名制。所谓“糊名”（也称“弥封”、“封弥”），就是将考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密封起来，以防判卷考官舞弊。联想到今日高考，监考老师按照国家要求以糨糊、针线密封试卷之举，令人不禁莞尔。

    糊名之后，为防止考生在试卷上做记号，或考官认识考生笔迹，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又实行“誊录”制度（也称“易书”），即朝廷设立誊录院，派封弥官将试卷另行誊录，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以誊录的副本为据，因而无法根据笔迹辨认考生姓名。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朝廷颁布《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之诸州。士不还乡里而窃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接着又颁布《亲试进士程式》，糊名和誊录制度化、法治化。

    此外，北宋政府还严禁在科考中夹带、代笔、举烛等作弊行为。这些措施无疑有利于拥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弟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直接授官 升迁较快

    唐代士子通过科考及第后，虽然享有金榜题名、皇帝赐宴、曲江盛会、雁塔题名的荣耀，可谓风头出尽，但只算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至于是否有未来，还得看你能否通过吏部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方授予官职。而在北宋，考取的进士不再经过吏部考试，皇上直接授官，就业可谓乘上了快捷的“直通车”，而且仕途升迁较快。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殿试复试，及第者“凡五百人，皆赐袍笏”。对于进士及九经，更是授予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等官职。最为荣贵的进士诸科，高第者往往被授予朝廷公卿等文官，待遇优厚。仁宗一朝13次科举中，“（每次）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做高官的比率和级别较唐代明显提高。

    由此笔者联想，相比大唐的曲江宴而言，北宋登科的进士们来到东京城西那座风光旖旎的皇家园林琼林苑，参加由皇上亲自宣布的登科名次大典，并享受一顿皇上恩赐的琼林宴（即“闻喜宴”），应该是更加风光吧。

    北宋科考，大力改革，新招迭出，为自身统治开辟了广泛的人才来源，无疑，这与北宋以文治国、倚重文臣的国策密不可分。“四海为家宝绪隆，旁求文雅振儒风。命乡随计来多士，较艺抡材有泽宫。簪绂近臣当显任，丝纶深旨论丹衷。旰宵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尔徇公。名实岂惟衡鉴内，贤能皆萃网罗中。伫观翘楚登时用，布政分忧协庶功。”这首篇幅较长、用词典雅的诗歌，其作者是宋真宗赵恒，通过此诗，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能够真切感受到北宋皇帝对科考的重视、招揽到人才后的高兴劲儿以及对士子们的殷殷期望。而今读之，想象着这位真龙天子此刻端坐龙椅，捋着胡须，看着那一个个成绩优异的贤士名单，一定乐得屁颠屁颠。

    初创于隋代的科举考试，开始打破几百年来门阀世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出身庶族寒门的读书人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经过李唐一朝的发展，到了北宋，这一制度在诸多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并走向成熟、鼎盛，因而北宋科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别样风景。本文采撷北宋科举花絮几则，与读者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