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重新掀起质疑郏县三苏墓冢真实性的微澜，即便微澜不惊，也不能任由风浪起，搅翻一江波。本文结合最近掌握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的资料，就苏轼、苏辙葬郏问题再作论述。

    一、两苏神道碑的发现 

    尽管多则史料记述：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冬，郏县尹杨允拜谒苏坟，见只有“二苏”葬于此，便感叹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眉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于是就将苏洵衣冠葬于两公冢之间，始称“三苏坟”，并建造三苏祠，但在杨允敬封苏洵衣冠冢之前，两苏坟留下实物极少，只有根据《郏县志》的记载，我们才知道大概情况。而就在去年5月，我市三苏文化爱好者却意外发现了足可证明两苏葬郏的碑刻。因其碑上有“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双行8个遒劲有力的篆书刻字，就简称其为两苏神道碑。

    两苏神道碑是在郏县一个李姓村民家中发现的。据介绍，该碑原在薛店通往苏坟的神道旁。大跃进时，一些石碑被毁于石灰煅烧，唯这块石碑在修建薛店小桥时，用作桥面被存留下来。文革时期，红卫兵大破“四旧”，又把该碑掀了下来，准备砸毁。一村民冒着危险，把石碑连夜偷运回家。为了保护石碑，他把石碑反埋在厨房门口地下。如今，该村民已经作古，其子遵从老人嘱托，担起了护碑的责任。直到近年，才敢翻出让村民观看。

    去年5月，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爱好者闻讯后，托朋友到该村民家中查访，并拍了照片，与笔者进行了多方研究查证，在新编《郏县志》中，《三苏坟完碑、碣情况表》内，并没有此碑的记录。那么，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的《郏县志》所载“二苏神道碑：题曰：‘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元虞伯生书”，极有可能与此有着极密切的联系。

    二、两苏神道碑的内容阐释

    月余之后，我们到存碑者家中再次走访认证。该碑为青石刻勒，高240厘米，宽75厘米，已无碑额和碑座。除碑文“眉山两苏先生神道”8字为篆书外，碑上还有两行题跋楷书。一行是“苏文忠文定两公神道碑岁久损裂，郏县知县山左夏联钰重为立石，按旧题篆书之，守苏坟僧智慧双钩上石并书跋”。另行为：“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四月立，石工朱修成刻字”。

    在这儿，需对碑文加以说明：

    1.从碑文看，该碑不是两苏神道的原碑，而是由光绪年间时任郏县县令的山东人夏联钰主持重立的。原因是原碑饱经风雨剥蚀，日晒水激，岁久开裂，不能再保存，可想而知原碑历史悠久。经查《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三）资料：夏联钰为山东省济宁直隶州人，光绪六年（1880年），参加庚辰科殿试，登进士三甲第78名，同进士出身。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从以上资料分析，夏联钰是在考中进士16年后在郏县任知县时，重刻两苏神道碑的。

    2.从石碑题跋内容可知，其所依托摹制的原碑，应是清同治三年《郏县志》里记载的元代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重新刻制的石碑是按照原碑规格、文体以“双钩上石”技法模仿制作出来的，极接近原碑篆隶大书真迹。双钩上石，又叫双钩廓填，此法源于唐代，当时由于没有印刷技术，人们为了能使名家书法作品得以流传，就按作品的原样，勾勒出空心字，然后填上黑墨，以使观者得到近似真迹的作品，是古代临摹名人书法或者响拓书法的一种技法，后又成为绘画与书法的一种艺术手法。古代转刻碑帖，多用双钩上石之法。在复制或制作碑文时，摹勒原作，沿其笔画的两侧外沿以细线勾出，称之为“双钩”。在勾画出的笔画中细心填上朱色或墨色，称为“廓填”，其精细程度要求极高。

    3.有书者姓名，即守苏坟僧人智慧。由上可见，智慧师父是熟悉双钩上石技法的，并且也有一定的书法造诣，如不然，县太爷主持重立碑刻，理应亲自书跋才是。

    4.有准确时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

    5.有石工朱修成的名字。 

    三、对原碑情况的分析

    1.立原碑的人与时间

    经查清同治年间《郏县志》，有“二苏神道碑：题曰：‘眉山两苏先生神道’。元虞伯生书”的记载。光绪年间重刻的这块两苏神道碑的原碑，是不是《郏县志》里所记的那块元代石碑呢？书者虞伯生又是什么人呢？

    《元史·虞集传》中有载：“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书斋称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寿，生于湖南衡州。为儒学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裔。”其五世祖虞允文，为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曾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采石之战中大败金军，官至丞相。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虞集自幼学习程朱理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又不拘成法，思想比较开通。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虞集至大都，被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为集贤修撰。泰定帝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为怀王时，已知虞集之名，继位后授之奎章阁侍书学士，进翰林侍讲学士，并与赵世延等编纂《经世大典》。其诗文为当时大家，与杨载、揭傒斯等先后齐名，人称“元诗四大家”。他主张宗唐宗古，以李白、杜甫为正宗，又特别欣赏陶渊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提倡“舒迟而淡泊”的审美观。诗文风格谨严，但多模拟前人，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书法亦是大家，曾与赵孟在翰林院共事，赵孟是他的上级，书法自然受到赵孟影响，观其作品，深得晋人韵味，清朗蕴藉之气不减赵氏。陶宗仪《书史会要》称他“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明代书法家李东阳说：“书家者流，所谓人品高、师法古者，伯生殆兼有之。”政治上为四朝名臣，去世后谥文靖。经查，虞伯生并没有在郏县甚至中原为官的经历，由此可见，两苏神道碑专请虞集（伯生）书丹，足见立碑者的重视程度。

    2.当时由谁主持立碑

    《郏县志》附录载有两篇记述三苏坟沿革修葺的文章，一篇是元代尚野的《苏坟记》，曾写道：“顾虽马医、夏畦之墓，尚有所主，文章事业如二苏公，陵夷磨灭如是，良可叹已！元贞改元，知州元公叔仪，遗山之子也，署事之余，趋拜之下，彷徨不能去……遂与答鲁花赤彻里刑……等命工修理之……予窃谓世道有升降，人心无古今，数百年之间而一旦显焕于金声玉振之际，非二公之幸也。”这是两苏坟大修的首次记载。尚野（1244-1319），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满城。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处士征为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年（1283年），兼兴文署丞，出为汝州判官。此文应是在任汝州判官时撰写的。还有一篇是元代曹师可的《三苏先生祠堂之记》，记述了“至顺年间，以礼部符文行下郏县，于坟之东南仅十里有薛店，当东西冲要，树石以表之曰：‘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然老泉不与焉”，直到“至正庚寅冬十月，县尹杨公到任，视事三日，遍谒诸祠”，才有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修建苏洵衣冠冢，修建三苏祠，使原二苏坟增为三苏坟的一段佳话。

    从以上两篇古文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东坡、子由葬郏之后，宋室政权不固，金辽入侵中原，国都南迁江南，直到元朝立国，近200年间苏坟无人光顾，与一般百姓坟茔无异。直到成宗元贞年间，才由元叔仪主持进行了修葺。又过了30余年，至顺年间又由元朝礼部行文，在苏坟东南十里处官道要冲的郏县薛店，修建了神道，并树立了神道碑。之后不久，郏县令杨允又置苏洵衣冠冢，建立三苏祠。我们现在看到的眉山两苏先生神道碑，应是元至顺年间，礼部行文修建神道的那块石碑的续碑。从以上该碑的记载情况看，至顺年间，苏坟修建的规模是比较宏大的，十里神道，朝中大员、国内名士书碑，盛况空前，正如尚野文中所望“显焕于金声玉振之时”。它是两苏葬郏200余年后，苏坟最大规模的整修，也是第一次在国家行为意义上的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