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代伟人毛泽东与平顶山的渊源不少，著名的如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批示，但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撷取部分与大家共飨。 

    毛泽东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批示手迹被刻碑立在郏县广阔天地乡政府院内 

    青年毛泽东读韩愈《猫相乳》而识郏县马隧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收录有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保存下来的《讲堂录》共47页一万多字，全部为当年毛泽东用小楷书写而成。前11页为抄录屈原《离骚》、《九歌》全文。后36页主要是国文、修身等课程的听课笔记，涉及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清思想家等，范围很广。其中对国文课学习韩愈《猫相乳》一文的笔记中记道：“《猫相乳》，北平王马燧也。”

    马燧(726—795)，唐朝名将，字洵美，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人，学兵书战策，沉勇多智略。安禄山反唐时，马燧劝说留守范阳(今北京城西南)的叛将贾循倒戈，事败逃脱。唐宝应年间，历任郑、怀、陇三州刺史，皆有政绩。后因战功卓著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加检校司徒，封北平郡王。

    韩愈三岁丧父，由伯兄韩会抚养成人，而韩会与马燧的哥哥马炫私交甚好。因有这一层关系，韩愈是在求得马燧的举荐下，才名噪京师考中进士的。《猫相乳》所称：“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饮于死母，母且死，其鸣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闻之，起而若听之，走而若救之，衔其一，置于其栖，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异之大者也。夫猫，人畜也，非性于仁义者也，其感于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阴阳以得其宜。国事既举，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视外犹视中，一家犹一人。夫如是，其所感应召致，其亦可知矣！”为韩愈有感而发。青年毛泽东读韩愈《猫相乳》而识郏县马隧。

    毛泽东评价鲁山任应歧为爱国人士 

    任应歧，字瑞周，河南省鲁山县人。1927年1月，任应岐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任应歧受到蒋介石排挤，兵权被剥夺，所部被瓦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任应歧积极参加反蒋抗日活动，联络抗日人士策划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1934年11月，与吉鸿昌一起被国民政府以”扰乱治安、加入共党、危害民国”罪杀害。1939年，抗战进入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6月10日，毛泽东要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坚定信心抗战到底的报告，为此特准备了一个报告提纲。这就是后来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的《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提纲》。在这个报告提纲的第二部分《抗战的前途》中，毛泽东说了下面一段话：“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战争。然而还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有蔡廷锴，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有吉鸿昌、任应岐，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孙科。”毛泽东这个报告所褒奖的14位“坚持革命，没有叛变”的爱国主义人士中列有任应歧的名字。

    毛泽东两论历史上发生在叶县的昆阳之战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指挥家，他在延安写的军事著作中两次论及两汉之际发生在叶县的“新汉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是王莽新朝末年（23），以绿林农民起义军为主体的刘玄汉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地区大破王莽新朝军队主力的反击战。刘秀以昆阳守军钳制强敌，再以精干三千援军捣敌要害，大破王邑主力。昆阳之战是绿林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战略性决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其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4页）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讲到的“合此原则”为战略退却原则，即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有计划的战略步骤。而非一味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军事冒险主义。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论到“新汉昆阳之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历时8年的持久抗战正是在毛泽东借鉴包括昆阳之战在内的历史经验所阐述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也是一样。昆阳之战的成功使毛泽东对刘秀留下了好的印象，在读书笔记中给了刘秀三个“最”：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一位皇帝，还是最会用人的一位皇帝。

 
    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伏牛山东麓地区给予高度关注

    平顶山境域地处中原腹地伏牛山东麓。这里背依豫西山地，面瞰黄淮平原，左控河洛，右绾江汉，进可攻，退可守，具有“得伏牛山东麓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军事战略枢纽地位。身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对此了若指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毛泽东对伏牛山东麓给予了高度关注。

    1944年4、5月份侵华日军发动河南战役，一举侵占豫西。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命令：八路军皮徐支队南下豫西开辟以汝州大峪为中心的豫西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黄林兵团北上豫中开辟以舞阳南部山区（今舞钢市）为中心的豫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起以王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治委员、刘子久为副政治委员的八路军河南军区，和以韩钧为司令员、刘子久为政委的第二军分区。1945年2月初，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致密电于蒋介石，称：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向黄河南岸“窜扰”，再过两月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建议从速加以“清剿”。此密电被中共情报部门截获后，毛泽东立即于1945年2月11日以中央军委名义转发王树声、戴季英，提醒他们注意应对策略：“上件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三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五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军委，丑真。”

    解放战争打响后，毛泽东于1947年9月1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秦纵除以一个旅(或一个团)位于新安以东钳制洛敌六十四旅等部外，秦率主力应即向东南方面发展，相机攻占伊阳、临汝、鲁山、宝丰、郏县、方城、南召等薄弱据点，迫使洛敌主力(整三师)向东南救援。”18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请令秦基伟主力(两个旅)由伊阳向东，相机攻占临汝，然后由临汝向东南，以一个旅相机攻占郏县、襄城、宝丰、叶县，威胁许昌，吸引整三师及一二四旅向该方面救援。该旅即留在上述各县，与救援之敌周旋。以另一个旅相机攻取鲁山、南召县城后，迅即转至卢氏、嵩县、伊阳、鲁山、南召、内乡六县交界，即伏牛山地区纵横二百里内外，展开乡村工作，剿灭民团、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创造该纵后方。”10月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电，对陈谢兵团歼灭第64旅大部，收复新安甚慰，认为他们上月29日电提出以主力进至洛阳西南伊、洛两河之间，调动并伺机歼敌的意图是好的，望依情况临机决定。并指示：“总以于一个月内各个歼灭李铁军诸旅，并攻占洛阳、郑州之线以南，鲁山、叶县之线以北，平汉以西诸县为目标。”一连三封电报命令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挺进豫西，目标锁定伏牛山东麓地区临汝、鲁山、宝丰、郏县、叶县，志在必得，志在速得。陈谢兵团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占据伏牛山东麓地区，开辟出豫陕鄂解放区，为1948年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立足宝丰，绾毂中原，奠定了根基。

    毛泽东为郏县作批示，为鲁山报题写报头

    1955年9月4日，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互助合作》上,刊登一篇介绍郏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大李庄乡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村当上农业合作社会计或者记工分员的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此文受到时任农业部副部长廖鲁言的重视，特意将之呈送毛泽东阅示。正在运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合作化运动，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意义重大，遂在这篇文章上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后，这个批示连同这篇文章被收入《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指导。郏县大李庄乡也因之取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并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关注的样板。

    1955年3月，鲁山县办了一份《鲁山报》,报纸的总编由县委书记担任。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鲁山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文香兰接到赴京出席八大二次会议的通知。县委书记交给文香兰一张写着“请主席给俺写个鲁山报报头”的字条，委托她到北京后择机呈递到毛主席手上。5月5日大会开幕那一天，代表们按照姓氏笔画排座位，文香兰排在第三排。但文香兰只是个20多岁的农村小姑娘，心里直犯憷，试几试未能将字条递上主席台。直到第三天，文香兰看到有人正向主席台传字条，也把字条递给了前排的人，前排的人将她的字条一递一传到了主席台上，由执行主席将字条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打开字条看了一眼，也没有吭声，就随手放在一旁的资料里。接下来的几天，文香兰也不敢多问，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直到闭幕的时候，文香兰已经拿到了返程的车票，主席题字的事情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文香兰回到居住的前门饭店，大会秘书处一名工作人员找到她，交给她一个信封。她打开一看,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鲁山报报头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张16开宣纸，主席写的“鲁山报”三个字，豪放酣畅、遒劲有力。文香兰激动万分，回到鲁山之后，县里还专门开了大会，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鲁山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三提《香山记》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吃斋念佛，信仰观音，十分虔诚。韶山毛泽东故居堂屋正中神龛就是供奉观音的地方。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曾指着神龛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这个“工作”就是给观音上香摆供食。母亲的乐善好施在毛泽东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他后来回忆母亲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时，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少年毛泽东被父亲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6年间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13岁辍学在家，白天“做一个成人的全部工作”，晚上除帮助父亲记账外，“还能继续读书”，“我一有机会，就吞咽一切我所能够找到的东西”，他后来回忆说，由于母亲对观音的信仰，少年毛泽东亟欲知道观音的身世来历，就找来一本明人罗懋登写的《观世音修行香山记》阅读。罗懋登是明朝万历年间人，其《香山记》传奇是依据河南汝州宝丰香山寺《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文所载汉化佛教观音本生故事创作出来的。罗懋登《香山记》传奇的开场白说：“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句开场白在少年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深刻记忆。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头两句叫‘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1963年5月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又说：“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描写妙庄王女儿的一本书，头两句就是这样。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庄王的女儿如何如何。”1964年3月8日，当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汇报在工作方法上落实“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十分有效时，毛泽东说：“我四五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次提到《香山记》开场白这两句话，是把它上升到哲学层面作为抓主要矛盾工作方法的生动例证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