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心万丈涉世未深的书生变成历经沧桑的半老之人，从封丘县尉到入刑部待郎、封散骑常待渤海侯，命运、仕途、理想，通过他的满腹才学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向人们展示了一位崇尚先贤之风、圣人之举，不苟同于腐朽制度、合流世俗的高士的精神和风范。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封丘县》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紧扣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直抒胸臆，一气呵成。全诗4段，不堪做吏是全篇的主旨。开头4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做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表达不堪做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做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谨而又波澜起伏，感情奔放而又收放自如。 

    在任职封丘期间，高适很难安心县尉这份工作，只得通过不断创作来打发时光。他初次送兵到蓟北，写诗道：“积雪与天迥，屯军连云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他还写了《送青夷军入居庸三首》、《答侯少府》、《蓟中作》等诗，描述他愁闷、惆怅的心情。他和杜甫、岑参等诗友到国都长安同登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写了一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意为在盛世不能像西晋阮籍一样消极遁世，官职虽小应该学习周防。据史载，周防16岁就做了汝南郡一名小吏，后皇帝视察到汝南，召所有官吏考试四书五经，因周防特别能诵读，为此升为郡守。高适很想报效国家，但又没有这样的机遇，只好归隐。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冬，高适奉命出了一趟官差，自封丘送新兵赴清夷军。清夷军是范阳节度所统九军之一，屯驻于今河北怀来东南。经过几个月的跋涉，他出了居庸关，当年年底来到位于燕山山脉的一个小镇。除夕之夜，镇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寒风从旅舍的门窗缝隙中钻进来，吹得油灯忽明忽暗，寒冷、孤独和深深的思念故乡、思念故友之情侵扰着他。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于是坐起挥笔赋诗一首：“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 

    从一个雄心万丈涉世未深的书生变成了一个历经沧桑的半老之人，然而命运之神似乎还没有垂青这位志大心高的诗人。不光是他，他的朋友们也大都命运不济，仕途不顺。他不禁想起了开元23年（公元735年）那个雪花飘飘的冬日，在长安与他一起“旗亭画壁”的挚友王昌龄和王之涣。如今，王昌龄被贬到偏远的南方__去做县令，而王之涣早在８年前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他又想起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初秋与李白、杜甫共游梁宋的美好时光。那时，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出了长安，来到洛阳，与杜甫相遇。李白要回老家，杜甫要到大梁（开封）办事，于是两人相约携手共游大梁，他们在那里邂逅了高适。李白和高适恃才傲物的性格相近，李白比高适年长1岁，杜甫比高适小10岁，尚没有名气，但浑身才气横溢，忧国忧民。他们一见如故，共同游历了大梁的“古吹台”、“琴台”，李白留下了著名的《梁园吟》，高适留下了《古大梁行》。然后，3人又共同来到宋州，游览阏伯台、梁苑等古迹。他们还同睢阳太守共同驰猎，饮酒作赋，很是逍遥。3位大诗人共游梁宋，被后世称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而这次相会，是李白和杜甫一生中唯一一次相聚，被闻一多称为“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3位大诗人在短暂的相聚时光里，谈诗、谈人生、谈理想，谈立功、立言、立德这些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他们“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酣饮豪歌，慷慨怀古，在猎猎秋风中谱写了一曲中国文学史上的华彩乐章。他忽然又想起了他的恩公——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刺史张九皋。张九皋是前任宰相张九龄的弟弟，一直在京任职。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刺史后，他也被外放，历任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宋州）等地刺史。张九皋在睢阳刺史任上，读到了高适的诗，发现高适是个人才，对他很是推崇，延为坐上宾。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玄宗开有道科，诏令各地地方官推荐有才者，到京经过考核后授予官职。张九皋不失时机地推荐了高适，并把高适的诗呈给唐玄宗。高适的好朋友颜真卿这时也在京做官，把高适的诗编成一个集子，发给朝中的显贵。高适一下子引起了朝廷官员们的注意。唐玄宗下诏令高适进京谒见。等待了30年的机会终于来了，高适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昼夜兼程，在炎炎夏日，很快赶到了长安。然而，由于奸相李林甫、陈希烈当权，即使高适违心地给他们献上了颂诗，但仍没被重用，只给了他一个封丘县尉的小官。高适思前想后，一夜没有合眼。次日清晨，当小镇上到处飘荡着贺岁声、祝福声的时候，他带着青夷军又上路了。送兵期间在边地的所见所闻，令高适感到愤慨失望至极,并促使他下定去职的决心。在完成送兵的任务之后，高适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春南返封丘，接着便毅然辞去了封丘县尉的职务。“安史之乱”祸起，他助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守卫潼关，任掌书记。潼关失守后，他只身逃走，之后参与唐玄宗、唐肃宗的重要谋略，深得赏识，被赐官待御史。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蜀州刺史、河西节度使，入刑部待郎，封散骑常待渤海侯。在封丘3年，高适一直处于出仕和归隐的矛盾中。虽然生活贫困，作风却非常豪侠浪漫，游历甚广。他的名篇《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等都充满豪士侠客的肝胆意气。就是赠别朋友的一些诗也写得豪迈动人。如《别韦参军》中说：“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又如《别董大》中言：“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类诗和他的边塞诗一样，言辞间忧戚而不绝望，豪言放达之中饱含对民间疾苦的眷眷关注之心。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的一天夜里，高适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诗人65年的生命就像那已经耗尽的灯油，又像天上的一片薄云，被一阵风吹走了。而他留下的200多首气势恢弘的诗篇，却永久地流传下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他死后获赠礼部尚书衔，成了唐代职位最高的诗人。高适的一生就像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诗篇，他少年时胸怀大志，却命运多舛，怀才不遇，直到50岁后才时来运转，获得了实现抱负的舞台，仕途上大有起色，10年10迁。他崇尚先贤之风、圣人之举，不苟同于腐朽制度、合流世俗的修身之道，其诗篇现实主义更盛于浪漫主义的批判精神，都值得后人津津称道。庆幸封丘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文人明仕，以及留给后人无限怀念的那诗、那事、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