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五代史》中的“春秋笔法”，历代学者看法不同，但学界往往单从文献编纂特点或史料价值角度出发研究其对于记录史实的影响。研究《新五代史》中的“春秋笔法”，从中探究欧阳修“正统观”之内容体现，进而探寻《新五代史》对于“正统观”发展的历史意义。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被世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一生在史修方面造诣颇深，是《新唐书》主修者之一。而其独修的《新五代史》更成为研究五代史的重要史料。《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记载自后梁开平元年至后周显德七年共53年的历史。后世为将其同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相区分，称之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自问世以来，受到各朝学者广泛关注，引发诸多讨论，最受争议之处在于其“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微言大义等编纂特点，而这致使《新五代史》的文献价值及历史地位自成书以来便褒贬不一。
    一
    效法《春秋》，运用“春秋笔法”褒贬义例，是《新五代史》最受争议的一点，这与欧阳修对于《春秋》的理解有关。自宋初以来，《春秋》之学兴起，欧阳修对《春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曾写《春秋论》（三首）附或问一首，其中他对《春秋》有着这样的认知：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
    而经过“五代十国”的动荡年代后，伦理纲常已被大大破坏，臣弑君，子弑父，臣子自立为王，皇帝认虏作父。纵使经过了宋初统一局面带来的道德恢复，五代史上一连串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未能解决，道德伦理问题未能辨清。北宋建立以后，文人史官对于正统更替纠缠不分，而欧阳修作为当时政界文坛的杰出代表，认为此时的社会环境同“周衰以来”有相似之处，需要一部著作可以“别是非，明善恶”。而《新五代史》便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欧阳修的“春秋笔法”、措辞考究是以什么方式呈现的，清人赵翼总结得极为透彻：
    其用兵之名有四： 两相攻曰攻，如《梁纪》孙儒攻杨行密于扬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纪》遣刘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讨，如《唐纪》命李嗣源讨赵在礼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纪》东征慕容彦超是也。攻战得地之名有二： 易得曰取，如张全义取河阳是也。难得曰克，如庞师古克徐州是也。以身归曰降，如冯霸杀潞将李克恭来降是也。以地归曰附，如刘知俊叛附于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立淑妃曹氏为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立刘氏为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如《梁纪》书弑济阴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济阴王者，逊位后梁所封之王，书之以著其实，又书弑以著梁罪也。襄州军乱，杀其刺史王班，不书王班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者，智不足以卫身而被杀，不可以死节予之也。杀王师范，不曰伏诛而曰杀者，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也。郢王友反，反与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则自下谋上，恶逆更大也……此可见《欧史》本纪书法，一字不苟也。其列传亦有折衷至当者。死节分明，如王彦章、裴约、刘仁赡既列之《死节传》矣，尚有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等，皆一意矢节，以死殉国，而传无之，则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传故也…… 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
    此外，《新五代史》名目分明、类别清晰。更仿照《春秋》的著史义例，依照道德标准分类排序列传，分设《死节》《死事》《朝臣》《杂传》等传。其中《死节传》录入仕一朝一君、终始不二、 事迹清楚无误的“全节之士”，仅得王彦章、裴约与刘仁赡3人；《死事传》则以“其初无卓然之节， 而终以死人之事”，以“推以恕”的尺度选出了15人。通过褒贬笔法和类传形式，《新五代史》的春秋笔法蕴品评于史实，达到了风励臣节、匡扶纲纪的效果。
    同时，欧阳修认为“春秋笔法”更重要一点便在于直书不隐。他在《新五代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
    学习《春秋》寓褒贬于记史，其前提便在于不没其实，唯有直书其罪，才能彰显其恶，诸多的笔法与义例才得以实现其作用。所以，五代历史上忤逆之事、无道之人，欧阳修便都直书不隐如实记录。
    但过于讲求笔法，义例繁多，自然便有前后不一、自乱其例之弊。后代学者对其自然也有不少批驳者，其中清人钱大昕评论道：
    欧公修《唐书》，于本纪亦循旧史之例，如李林甫书薨，田承嗣、李正己书卒，初无异辞。独于《宰相表》变文，有书薨、书卒、书死之别，欲以示善善恶恶之旨，然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颇取欧公之法，而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揣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
    钱氏此论最为精到，极论欧阳修及其影响所及的朱熹等人设例繁曲之弊，将历史事件评价比作吏部断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欧史之中所掺杂的强烈个人褒贬与道德评价影响了修史应有的公正性。章太炎亦云：“欧阳修作《五代史记》，自负上法《春秋》，于唐本纪大书契丹立晋，为通人所笑。此学《春秋》而误也。《春秋》书法，本不可学……东家之颦，不亦丑乎？”甚至宋人对欧阳修的“春秋笔法”也提出了严厉批评。宋刘敞云：“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王安石也认为《新五代史》“其文辞多不合义理”。
    当然，赞许者更是不在少数，宋代时人多赞许。王辟之称其“褒贬去取，《春秋》之法，迁、固之流”。陈师锡为《新五代史》所作之序中则评价“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清人赵翼则评曰：“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於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直至20世纪以来，陈寅恪先生对欧史中的价值取向表示称赞：“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为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欧阳修为纠正五代社会“鲜廉寡耻”风气，运用“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其中的善善恶恶、君君臣臣是对伦理纲常的维护，更是欧阳修“正统观”之体现。
    二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今中外每个政权、王朝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重建统治秩序，证明其政权之合法性，从而使统治得以长存。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可见正统之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注意到了“名”的重要性，“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战国时期，齐国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以天地间五种元素“土、木、金、火、水”为“五德”或“五行”，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始终。此论不仅可用于解释自然界各种变化， 亦可作为王朝循环理论来解释朝代之兴衰。秦统一六国后， 便采此说， 以周得火德， 而从水德， 色尚黑， 以十月为岁首， 数用六为纪。汉朝时，尽管因对秦的看法不同而数改德运，但自黄帝至汉，各朝各代一脉相传，五德终始仍能维持运行。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进入三国时代以后，王朝林立、政权并存，“五德终始说”在分裂的政治局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此后，隋统一天下，定水德以继北周，而唐则改称土德，越隋以承汉。统一王朝的确立推迟了历史对五德正统论的摒弃。然而唐亡之后，随着国家分裂，“五德终始说”再一次产生了许多问题。五代诸国依此推定德运，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推定土、金、水、木之德，然而数目繁多的地方政权及少数民族政权其正统性则无理可依。北宋建立后， 始定火德以承后周。但不久，在雍熙元年、大中祥符三年和天禧四年便连续发生了3次关于宋之德运的论辩，论者多主张宋应黜五代而直接绍继唐统，或以金德，或定土德。对本朝德运的确定与对前朝正统性的定性有着重大关系，然而“五德终始说”其封建迷信性与主观性在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前早已被揭露得体无完肤，这促使时人开始重新审视“五德终始说”的运行机理及合理性。对于王朝正统之何在的重新思考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需要，更是北宋王朝稳帝业正根基的政治需要。
    正如同梁启超先生所言：“正统之辨， 昉于晋而盛于宋也。”宋代正统之辨局面十分火热。面对名家大儒对正统何在的争执，无论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还是他所作《新五代史》，都没有基于“五德终始说”。
    欧阳修认为，以五行学说作为王朝正统的来源，体现了历史上巫术谶纬带来的无知、统治者的自私以及学者因人而异的偏袒三大弊病。而用这样的学说确定王朝正统，只会被阴谋与权术所滥用：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曰五行之运有休王， 一以彼衰， 一以此胜， 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 缪妄之说也。
    他对“五德始终说”的批驳受到时人的认同、后人的赞许。清人王夫之总结道：“正统之论， 始于五德。五德者， 邹衍之邪说， 以惑天下， 而诬古帝王以征之， 秦、汉因而袭之， 大抵皆方士之言， 非君子所齿也。汉以下， 其说虽未之能绝， 而争辨五德者鲜， 唯正统则聚讼而不息。”
    那么，欧阳修对正统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正统论上》开篇云：“《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居正”，即修法守正、宣德明节；“一统”，即建元创业、一统山河。同时具备其两者，才是真正的“正统”。根据这两个标准，《新五代史》中诸国历朝是否尊正统之序，便可有所评判了。
    那么回归历史，究竟哪些朝代可称之为“正统”，哪些又称为“篡逆”呢？欧阳修总结宋以前的历史，提出了“绝”的观念，认为中国历史上， 正统“三继三绝”：“故正统之序, 上自尧舜, 历夏商周秦汉而绝, 晋得之而又绝, 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 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 然后是非公, 予夺当, 而正统明。”
    所以对于五代的政治乱象，欧阳修的态度是明确的：“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然而，欧阳修又曾专作《魏梁解》，目的在于“辨魏、梁不为伪”。这又是为何？欧阳修的解释是：“魏、梁之恶，三尺童子皆知可恶，予不得圣人之法为据依，其敢进而不疑乎？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
    而在《新五代史》的记载中，欧阳修甚至在梁本纪后专门作一段解释之文表明其“不伪魏梁”的态度，他最后总结道：“《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新五代史》如实承认其建国之功，实事求是；自道德而言，如实记载其穷凶极恶，以示后人，所以不仅“梁魏不伪”是客观事实，同时“不伪梁魏”是修史导向。于是欧阳修在五代正统之辨中便得出了自己的答案：“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
    然而，欧阳修的正统论本身也是有缺陷的。在《明正统论》中，他为当时论中接下来将论之朝做了一个小引，其中有：“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东晋、后魏，议者各以为正也。今皆黜之，作《东晋论》《后魏论》。”
    由此我们却发现，对待三国时代，欧阳修从功业的角度黜蜀吴而以魏为统；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东晋并立，欧阳修却“今皆黜之”称为绝统。同样是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时代，为什么有的正统有所归，而有的是绝统呢？而将正统“进魏而统之”是否又与“三继三绝”第一绝相矛盾呢？遗憾的是，从接下来的《魏论》《东晋论》《后魏论》中来看，他并没有做到自圆其说。欧阳修提出新“正统论”，实际是想寻找一条能合理解释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路径，但他在功业之外终因囿于正统与道德之局限，不能摆脱，使自己的历史解释又陷入了矛盾。而修史过程中记录史实与宣扬道义之间的矛盾，正是所谓封建史学间的“二重性”。
    三
    由此可以看到，历史上许多史官受封建史学“二重性”之影响，陷于纪实与宣德的两难局面之中。一方面，史官必须遵守据事直书的基本史学原则，否则记史将失去真实性，便也无法达到鉴戒经世之目的；另一方面， 修史者心中掺杂着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鉴戒动机， 便不自觉地考虑政治的需要， 夸大伦理的影响， 片面强调道德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样的为难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古代计时，年号便代表着王朝皇帝之正统，当政治局面混乱，正统难以为继之时，即便道德层面史官认为已然绝统，事实层面仍需各书其帝系年号，那么绝统的导向便难以表现。同时，修史者无法做到保有绝对客观之态度，相反许多修史者往往抱着一定的态度与导向叙述事件，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便是典型之例。那么，用这样一种“正统观”修这样一部《新五代史》，其效用何在？
    在中国封建社会，修史者往往同时是当朝的政治家，那么史书的记载则一定同时具有政治导向与历史记录两方面作用。欧阳修是当时政治家、史学家的杰出代表。面对历史问题他颇有一番见解，对待时政问题更希望妥善解决。于是修史的真正意义对他而言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记录，正如他曾具状奏闻：“右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
    《新五代史》，不仅作为“史”而存在，更要作为“典法”发挥作用。当然，历史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在中国封建王朝内十分突出，但过重的政治取向定然会影响历史记载，政治劝诫与史实记录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而“五德始终说”落后正统论的存在、前代修史中曲笔避讳的弊病等方方面面都促使欧阳修不得不打破固有的修史观，重建并维持一个新的平衡点，同时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与修史任务。所以欧阳修之“正统论”，实际上更应是政治家与史学家双重身份间的相互妥协所得出的成果。
    作为一名优秀的史学家，欧阳修一部《新五代史》可谓是解决了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它对宋初以来难解的五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推动宋初以来正统纠纷的消除。同时，《新五代史》发扬《春秋》之旨，使世人对于五代纲纪败坏的局面有了应有的评价，弥补了旧五代史“繁猥失实”的缺陷，极大地推动了后人对于五代历史的研究。
    同时，《新五代史》中所体现的“居正一统”之新正统观令时人耳目一新，破除正统论辩自古以来固有的谶纬性、神秘性、形而上性等问题，使评价政权的标准更加客观而现实，史学界之风貌蔚然一新，极大地促使了“正统观”的发展。
    尽管《新五代史》中的“春秋笔法”历来褒贬不一，但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从文献学角度结合《新五代史》分析其中的新“正统观”我们便可发现，《新五代史》的“春秋笔法”与其所体现的“正统观”，是欧阳修经过复杂的权衡与抉择后给予世人的答案。纵使在历史纪实方面欧阳修的“正统观”仍拖着道德品评的包袱，未能跳出封建史学“二重性”的圈子。但与历史相较，欧阳修是在高举春秋义理之大旗，对封建史学与“正统观”进行大刀阔斧之改革。而他的决心与毅力、他的成果与精华，便一同在《新五代史》笔法所体现之“正统观”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