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大招风。人一旦有了名气，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那么接下来，对他（或者是她）的评价就会纷至沓来。因为立场不同、学识有别、角度各异，这些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的李清照更是躲不开别人对她的议论。人们对她本人及其作品有好评，也有差评，其中有对她的理解，也有对她的误解，甚至是污解。就是到了今天，她也躲不开哪怕是大学教授于众目睽睽之下对她吸睛媚俗的评说。因为不想招惹无聊的唾沫星子，本文在此只对准那些早已死去的人，说说他们给李清照的那些差评。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差评，我们虽不苛求于前人，但从中能看到历史的局限，当然更能体会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词作
    荒淫之语，肆意落笔
    与李清照同时代的两宋间学者、文学家王灼，曾写有宋代第一部系统的词论专著《碧鸡漫志》。该书第二卷“易安居士词”一节在简介李清照的身份后，王灼对李清照的诗词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但对于李清照的词作，他给出的却是无情的差评。他说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结合上下文不难看出，王灼所谓的“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之论，并不是对易安词的褒奖，相反却是极尽辛辣的嘲讽，因为她的词作写的是“闾巷荒淫之语”，并且“肆意落笔”，毫无顾忌。
    这还没完，王灼接着又说，李清照的这些“荒淫之语”，即便南朝的陈后主和狎客酬答的女学士，写有淫言媟语、侧辞艳曲的唐代元稹、白居易、温庭筠，作有鄙秽歌词的北宋曹组等人，也都不敢写出来，可是李清照竟然“夸张笔墨，无所羞畏”。她简直是放肆之极！
    李清照的词到底写了什么东西，让王灼如此勃然大怒，以至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易安词并不算多，包括存疑的也不到60阕。仔细翻阅几遍，认真质检一番，也没有看到易安词中有什么低级下流的东西啊！难道为了后人不至于因为读易安词而学坏，王灼所谓的“荒淫之语”都被历史过滤掉了，剩下的都是“干净”的？
    我们不妨依据李清照的出身和身份去分析一下。李清照出身于名门，真正的大家闺秀。父亲李格非为北宋著名学者，官任太学正、礼部员外郎，“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公公赵挺之乃北宋丞相，夫君赵明诚乃京师太学生，酷爱金石碑刻，虽为京师“官二代”，但绝不是花花公子；李清照与赵明诚也感情至深。试想，在这样家庭中的李清照，难道会不顾一切地写出“荒淫之语”？
    其实，说白了，李清照不过是在自己早期的一些词作中，以清新明朗、风韵天成的词句，大胆地写出了自己的恋爱和婚后生活罢了。譬如《点绛唇》“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减字木兰花》“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醉花阴》“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等。李清照以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精湛的艺术才华，通过这些词作塑造了一个饱满的女性形象。也许正是这些词作惹得正经的王灼火冒三丈了。
    至于南渡之后李清照那些令人断肠的凄婉沉郁之作，更是找不到半点荒淫的影子。
    王灼主张词要雅正，他反对鄙俗、艳俗的词风，这倒是无可非议，问题是别走火入魔。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批评柳永和李清照等人。柳永的确有一些低级趣味甚至近乎淫亵的艳词，但王灼给易安词的差评，不管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多么“绝对正确”，而今看来，这不过是在那个男权社会里，以道学和礼教的标准，对易安词作出的酸腐之见而已。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男性作家以女子的口吻写爱情与相思的作品比比皆是，但女子写此类作品那就大逆不道。真是岂有此理！
    词论
    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学语三十年，缄口不求知。谁遣好奇士，相逢说项斯。”李清照对自己的艺术才华是充满高度自信的，而今看来，她的自信毫不过分，因为这不仅有她的诗词佳作为证，还有她的《词论》等文章为证。
    《词论》是李清照的一篇关于词的理论之作，也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词论。文章叙述词的源流演变，在分析各家词作优缺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词的特点及标准。李清照明确地告诉人们，词“别是一家”，也就是说词是独立于诗、有着自己独立地位的文体，对声律有着严格的要求。为此李清照还提出，词还有铺叙、典重、故实、高雅、情致等方面的美学特质，在风格上有别于诗。所以，她在文章中对北宋词坛的重量级人物，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的词作，一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词论》对李清照及其后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一个小女子居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这一下子又惹恼了别人。时人胡仔在他的《苕溪渔隐丛话》中这样评价李清照：“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随后赵彦卫在他的《云麓漫钞》中也说李清照“妄评诸公”。到了清代，学者裴畅也跟着附和：“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
    李清照写《词论》，其目的是在词的发展关键时期为词立下门户，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依此为据，李清照逐个批评北宋词坛大腕，而今看来，得当与否无疑是个学术问题。胡仔说李清照“皆摘其短”“此论未公”，同样也是学术观点，他完全可以说“吾不凭也”。但是拿韩愈的诗歌来说事，这已经不是在探讨词论问题了，这简直是以讥讽的态度进行人身攻击了。赵彦卫的“妄评诸公”，裴畅的“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之论，态度同样如此。
    从李清照传于后世的作品看，不论写诗填词，还是著文，她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她“能擅其长”，是因为她有这个本事。“妄”也罢，“狂”也罢，说到底，不过是她在一个男子垄断文化的时代里，发出了一个杰出女性的声音。胡仔等人对李清照的讥讽，而今看来，不过是典型的性别歧视而已。从学术道德的角度看，是谁学术不端，自不待言。
    离婚
    晚节不保，流荡无归
    北宋失国后，李清照家没了，丈夫赵明诚也死于任上。一介嫠妇，战乱难民，孤身无依的她再婚了。然而遇人不淑，李清照不久又离婚了。在那个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年代，可以想见，这个名媛的再婚离婚之举是多么吸引人的眼球，并且肯定是差评如潮，她想躲都躲不开。
    时人朱彧，在他的《萍洲可谈》中说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清照“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还是那个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说李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还是那个胡仔，也在他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这一个个给她的差评，无不抓住她的“晚节”大做文章。晚节不保，何以为人？因为在那个时代下，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哪怕她连生存都极为艰难。
    试问：这些人怎么不想想，李清照想再婚吗？她是在怎样的处境下再婚的呢？她再婚后想离婚吗？她是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吗？她再嫁的张汝舟是个什么人？那是个渣男啊！时人作出的这些令人心寒的舆论，应该抽打在谁的身上？
    人言可畏，因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铺天盖地的差评面前，一向坚强的李清照也难以招架了，所以她只好求助当时的翰林学士綦崇礼。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的信中，“难逃万世之讥”的李清照，一方面“省过知惭，扪心识愧”，一方面请求綦公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请他为自己“止无根之谤”。此时的李清照是多么心酸，又是多么无助！
    李清照生于何年、殁于何年、葬于何地，历史均无明确的记载。一代才女，晚年背着骂名离我们而去。这就是如此冰冷的事实！对比今天，历史的进步不言而喻。李清照若是生活在今天，她的晚年一定不会因为这场再婚和离婚而遭此差评，她也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感人的诗词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