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宋廷是如何治理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的。
    北宋时期由于印刷业达到了鼎盛，其所产生的利润十分丰厚，使盗版者想方设法进行盗印，从而取得很大的暴利。据史料记载，北宋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李觏应是遭受盗版的第一人。他在《皇祐续稿》序中说：“庆历癸未（公元1043年）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目题《外集》，尤不韪。”那位盗印者“阿谁”，也可谓我国古代盗版的鼻祖了。苏轼的作品也被盗印过，他在答陈传道的一封信中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更令人刊耶！”
    学者任燕所著《论宋代的版权保护》一文，引用有关史料记载，北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敇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这说明北宋时期早已有了惩罚盗印之法。清末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卷二中有“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文献记载。据有关史料表明，一是北宋初期朝廷就颁布过“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法规以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必须送交官府有关机构备案，印刷品的准印与否、作者著作权的管理都纳入官府有关机构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如果不按照法律条文规定的要求出版印刷物、出版书籍，就会构成非法出版或构成盗版。北宋朝廷出台的这些政策，虽然不是一部独立完整的版权法，但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完全早于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版权保护的《安娜法》。二是依法出版的书籍之中都印有“牌记”一项，在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卷六中有《宋刻书之牌记》一节，文中写道：“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言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即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图，以其外墨阑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所谓牌记，其内容一是著作人，二是出版者，三是刻印者，四是刻印出版时间，五是版权声明，一般为“已申上司，不得覆板”，就如同今日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文所说的，原址在东京开封大相国寺东门大街的荣六郎经史书铺（后迁往杭州），在其刊印的书籍中就有完整的“牌记”一项。
    北宋时期，出版经营书籍的商店经历了从书铺、书坊、书肆到书市的发展轨迹，是后来书店、书局的前世先驱。说也奇怪，仅《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有胡饼店、川饭店、南食店等，都以“店”相称，而偏偏没有书店之称。细加分析，这大概和经营的内容有关，无论是书铺、书坊还是书肆，其印刷、出版、销售三大块还集合在一起没有分离，专一性的售书商店还没有形成气候。直到明清时期，方见书店现于市，以书店命名的书店街才在古都开封出现。世界之大，城市众多，城市的街道名称更是五花八门，但以书店冠名者开封书店街独此一家，并分为南书店街和北书店街。全街南北走向，现街宽19米，总长620米。它保持着较为完好的历史文化风貌，和南北走向的马道街，东西走向的寺后街、鼓楼街构成古都开封繁华的田字块市中心商业区。今日的开封书店街，北宋时叫高头街，明代叫大店街，到清代乾隆年间改称书店街。淸光绪年间又将书店街以河道街西口和徐府街东口为界分为两部分，称为南书店街和北书店街。
     开封市旅游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开封旅图》一书中，将开封书店街称为“与日本东京神田书街齐名”，着实有点过谦，概括此说有三处不当。一是，二者的历史时间相距甚远。开封书店街，宋元明的历史不说，仅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至公元1796年）书店街命名算起，便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而日本东京神田书街始于明治二十年代（公元1890年），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二是，两条街的性质不同。开封书店街是一条以书店为主，兼营文具、书画、体育用品、文房四宝等综合性的文化用品一条街。而且历史上的书店街除了众多经营新版书籍的书店之外，还有数家知名的古旧书店。神田书街则不然，它只是一条旧书街，它的全称还应加上一个“旧”字。三是，它们的街道渊源明显不一样。开封书店街的前身是宋代的高头街、明代的大店街，是北宋皇都、明代河南省府经营书籍、书画、文具、古玩、纸业相对集中的地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街道先与宋皇宫毗邻，后又与明周王府紧挨，至清代又距河南贡院和里城不远，所受的影响可想而知。而日本东京的神田书街依靠的主要是东京大学、东京理科大学、明治大学等十几所高等院校集聚区，而且顾名思义，它仅仅是以旧书店为主而已，其性质十分单一。
    开封书店街历经了岁月沧桑的动荡历史，是开封厚重历史文化的记事碑，是我省乃至整个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化一条街。
    明清历史专家、河南大学资深教授范沛潍老先生在一篇专著中记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十月丙辰（二十四日），慈禧、光绪在开封行宫谕“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公元1903年）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就河南贡院办理”。这是整个清代不在北京都城贡院举行的首次顺天乡试和首次会试。紧接着，又在河南贡院举行了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最后一次顺天乡试（癸卯科），河南省最后一次乡试及全国最后一次会试（甲辰科）。
    在短短不到两年里，于开封先后举行了六次科举考试，包括两次顺天乡试、两次河南乡试、两次全国会试。古都开封接纳了中央到地方的众多考官以及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应考士子。这对开封、对全国来说，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数千年的科举制度最后寿终正寝在古都开封，实在是这一中华历史文化大剧的戏剧性落幕。开封书店街的发展着实借了这六次科举考试的东风，这片文化绿洲也达到了空前的茂盛。商业的风向标十分敏感，科举考试与书、笔、墨、纸等文化用品的关系紧密相连。资料显示，像北京的秀文斋、懿文斋，虽过去在京外向无分店，但商机不能放过，它们的经理闻信都立即在开封书店街开设了销售商店。
     一直以来，书店街以经营书籍、字画、文房四宝闻名中原，是中原地区的文化事业中心，从事图书发行、文具批发、体育用品批发、南纸批发、古玩收藏集散的名店甚多，文化产业十分发达。进入近现代之后，原来的书铺、书坊、书肆纷纷易名书店、书局，古时的大相国寺书市也易地书店街。两合书店、大东书店、六合亭书店等先后在书店街开店营业，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广益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国内知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也都在此开设分支。漫步书店街，人们可以尽享浏览购书之乐、寻书淘书之趣，进而捧卷读书，收获丰硕的精神食粮。
    作协河南分会原副主席郑克西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了写开封的《书店街感怀》一文。郑老先生1929年出生于上海，开封一解放即来到这里工作，最初在河南日报社任农村工作队队员，后到省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兼任省作协副主席。他在《书店街感怀》一文中如此介绍开封书店街，除众多书店外，“沿街还有许多经营古旧书籍、文房四宝、金石字画、碑帖拓片、装裱治印等专业性店铺。由此可见，书店街实际上可称为文化街，这在那时灾难深重的中原大地，实在是一小片文化绿洲了”。
    更让人感慨的是郑老先生在文中还记述了非同寻常的一段往事：“1954年河南省省会自开封西迁郑州以后，我对书店街怀念日深，只是无缘重见。4年以后，一次我出差开封，在书店街一家古旧书店中意外地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五册的《契诃夫剧作选》，我拥有平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一套二十七集的《契诃夫小说选集》，读之获益匪浅，契诃夫的剧作却未曾拜读，因而骤然得见，虽系旧书，却也不由喜出望外，就从书架上取下那套剧作，只见五册书封面上印的全是契诃夫的同一肖像。他眼色忧伤、面露微笑，似在哀伤生活是这样不幸，却又在激励人们对新的生活应有信念。封面的左下角戳有一枚原藏书者的朱砂印鉴，细细辨认，原是我的一位故交的姓名，他在之前的政治大风暴中被掀翻了船，遭遇灭顶之灾，想来决心把全部藏书奉献于别的读者。我感伤不已，寻遍每一书架，没有别的发现，也就购下那套剧作选，权作为对好友的怀念吧！那套《契诃夫剧作选》，我只是匆匆阅读一遍，也就束之高阁，它有幸逃脱了十年浩劫。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以后，那位好友终于恢复了名誉，我也就乘机完璧归赵，只是在每一册书的封面上加戳了我的一枚印鉴，用以作为我们友谊的象征。”
     郑老先生的这段不长的文字，仿佛就是开封书店街历史文化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这朵浪花折射出中国文化人对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向慕，反映出文化人对书籍的热爱和藏书淘书之乐，记载下文化人在政治风暴中的坎坷命运，讲述着文友之间真诚的友谊和泣血捶膺之情。600多米长的南北书店街留下了古今多少文化人的足迹，它所积淀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它是本地人和外来游客都为之起敬的文化一条街。
    从京师开封的书铺、书坊、书肆到今日的书店、书局，从北宋大相国寺的书市到近现代的开封南北书店街，鳞次栉比的售书店铺，林林总总的书柜书架，构筑成东京梦华中的文化绿洲。真道是：放眼橱窗尽是书籍卷册，俱怀风雅广交天下众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