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孟元老，妙手撰就十卷《东京梦华录》，对居住在京都开封的皇家贵胄、官宦将领、商贾绅士、文人学士、演艺九流及庶民百姓的生活习俗、饮食口味、节日风俗、肴馔品种等各个方面的记载甚是广泛翔实。书内仅记载的菜肴面点就有280余种，烹调技法近50种，可谓洋洋大观，历代史志之罕见。更珍贵的是，雅称幽兰居士的孟元老在描述舌尖美味之外，并未忘记为精神食粮的书籍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几笔。
    《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万姓交易》一节中写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的出售摊点，《寺东门街巷》一节中写道“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的营销店铺。文内还提到离寺东门大街不远处的“高头街”，即后来的南北书店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书籍则是文化传播与传承的载体。著名宋史研究专家吴钩先生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中指出：“在宋代之前，市面上几乎是没有书店的，因为印刷术尚未普及，书籍多为手抄本，无法成为普通的商品。”直到北宋“书籍开始成了寻常商品。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便有一个图书市场”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 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和后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良，使北宋成为中国古代书籍印刷、出版及书店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而京都开封正是体现这一转折的一块文化绿洲。在这里，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手抄本时代结束了，完全进入了刻本时代。手写成书、手抄传播的手抄本时代成为了历史。在这里，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知识的特殊商品，经营书籍的商店出现了。在这里，不但先后出现了书铺、书坊、书肆，书店则是后来的称谓，还出现了书市，像定期开放的大相国寺万姓交易中的图书市场。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空前繁荣，使东京开封的印刷业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是官营的印刷作坊还是私营的印刷作坊，都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从未有过的局面。著名宋史专家、河南大学已故周宝珠教授，在其所著的《宋代东京研究》一书第五章《手工业的发展》中记述：“当时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所属刻书作坊，陆续刻印了大批儒家经书、史书以及诸子、文集、药书、算书、类书、宗教典籍等。”其印数十几万卷（部），批发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分用。而“国子监刻印的儒家经典是作为全国学校、书院教科书用的，精加校雠，除京师用外，还颁赐各地学校”。看来官营的印刷作坊，其使命绝对不是为了赚钱，主要还是为了社稷、为了朝廷，如上所说刻印发放各地学校的儒家经典是“颁赐”，应该不会收费，和那些要赚钱营利的私营印刷作坊不同。不过，北宋初期的官营印刷作坊还是印刷、出版、发售三位一体的机构。不负责印刷，只管出版、发售的商业性书坊很快就面市了。
    北宋私营印刷作坊的发展和进化相对速度更快，很快就进入了商品市场，一个集印刷、出版、销售为一体的民营文化产业链成为东京梦华中文化绿洲的主力军。私营印刷作坊“对于当时的政论文章、大臣的奏议、科举考试的范文等，刻得快、印得快、销量大，是最受读书人欢迎的印刷品”（引自《宋代东京研究》一书）。在数量庞大的北宋私营印刷作坊中，自然而然在行业的竞争中还涌现出一些品牌，像位于大相国寺东门大街的荣六郎经史书铺就是典型的一家，也是在北宋京师开封早期出现的私营商业性书铺之一。 今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百余部素有“一页一两黄金”之称的珍贵的宋元刻本，其中所藏《抱朴子内篇》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宋代刻本，即系荣六郎经史书铺所刻印出版的。《抱朴子内篇》是东晋葛洪所撰，主要讲述的是炼丹服药成仙得道之术。就其内容来说十分荒谬，不过从中可以了解道教思想和当时的社会习俗。荣六郎经史书铺所刻《抱朴子内篇》计二十卷，字用的是欧体，卷二十之后刻印有“牌记”文字五行：“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现寄居于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可以说这一“牌记”就是现代书籍版权页的雏形。北宋亡国之后，荣六郎经史书铺从东京迁至临安，于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重刻《抱朴子内篇》，也就是京师开封旧本的再版。足见开封大相国寺一带书市强大的生命力，北宋东京文化元素对南宋临安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关于京师开封当时的书籍情况和书籍经营商店的名称，在宋继郊编撰的《东京志略》一书第十章《坊巷》之中有《市肆》一节，明确记载了东京开封当时的有关情况。其一，书中注释引文《文献通考》，载张舜民所撰《书墁集》（一百卷奏议） 中写道，宋徽宗政和年间，这位北宋文学家兼画家的这部集，京师鬻书者忽印至“填塞衢巷”，文辞虽有夸张，但也可看出走俏书籍的印刷发行量是何等可观。书籍在京师开封已成为热销热卖的文化商品。其二，书中注释引文《欧阳文忠全集》卷一百四十三，黄庭经右黄庭别本续，就“得之京师书肆”，此时经营书籍的商店已被世人称为“书肆”。其三，书中注释引文《兰亭续考》东京书坊，亦刊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思差劣，识者谓之赝本。在北宋早期由于书籍皆出自公办或私营的印刷作坊，故经营书籍的商店多称为“书坊”。加上前面所介绍的大相国寺东门大街的荣六郎经史书铺、书坊、书肆，三种书店的称谓都已流行于市，唯“书店”之名尚未进入京师开封的市场。
    随着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书籍市场的空前繁荣，两个突出的问题摆在赵宋朝廷和东京开封府的面前：一个是如何控制印刷品的影响，主要是书籍所造成的不利于政权的舆论导向，这成为朝廷和官府必须面对的，事关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再一个就是如何管理印刷与图书市场中不正当的竞争，突出的问题是随之而来的盗版盛行现象，如何保护书籍作者和书籍出版者的版权，朝廷和官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现代社会所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先来看看赵宋政权是如何控制印刷品及书籍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
    据宋叶梦得（宋代大词人、文学家，宋徽宗时官至翰林学士，南渡后继为重臣，兼知建康府多年）笔记《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登基后不久，他便密令刻“誓碑”一块，上书三段文字。
    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匡胤的誓碑说明他的誓言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开明、最为民主的君主誓言，尤其是不得杀上书言事之人，难能可贵，是多少昏君、清君都不敢说更是做不到的。每年四季祭奠或新皇帝登基，参拜太庙后都必须恭读誓碑。因此，自宋太祖始，北宋时期的社会民主氛围、言论出版的自由度都是空前宽容，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并不严格。一个社会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不同观点的印刷品、各类书籍层出不穷。在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年间到宋钦宗赵桓的靖康年间，在东京开封的早市上还出现了“小报”的售卖。北宋晚期在京师开封市场上出现的“小报”是各式新闻、社会奇闻传播的最新形式。关心时政的读者可以在东京市场上买到商品化的报纸。从读书到看报，这一文化的延伸首先在东京的知识分子圈内兴起，这不但对拓宽他们的眼界十分有益，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更加强烈，更是北宋社会进入近代化的又一标志。京师的小报皆为民间所办，不受朝廷和开封府的控制。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有份小报，刊发了一则宋徽宗斥责蔡京的诏书，不过诏书是小报的编辑杜撰出来的。这在其他王朝还得了，无疑是诛杀九族之大罪。谁知这家小报并未被查禁，“辄伪撰诏”之事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总的来说，宋廷及开封府对那些“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印刷品及书籍也并不手软。例如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驸马都尉柴宗庆私家印行的《登庸集》，因“词语僭越”被勒令销毁印版，已印出的“悉收众本，不得流传”。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二月，京师东京“书肆之家”“多将诸色所讲边机文字镂板鬻卖，流布在外”，宋仁宗为此特下诏：“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在宋徽宗时期，对于“市民将教法并象法”一类的兵书，“公然镂板印卖”者，亦令开封府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