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买房，包公检举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大臣张方平在开封买房，结果遭到了包公的弹劾。
    人家买房而已，又不是贪污受贿，包公凭什么要去弹劾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开封有一位富商刘保衡，承包了一座国有酒厂，本来想发大财来着，可是经营不善，倒闭了。拙著《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说过，宋朝酒水专卖制度当中有一种酒曲专卖：民间可以酿酒出售，但是酿酒所用的酒曲必须从官方购买，这样才能保证政府从酿酒行业获得稳定并且丰厚的财政收入。刘保衡酿酒，用的正是官曲，他承包的酒厂赔了，欠官府的酒曲钱还没有结清。欠了多少呢？一百多万文，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大约八十多万元。
    八十多万元不算巨款，不过刘保衡已经破产，真的还不起这笔钱。官府天天派人上门催债，如果无法偿还，刘保衡就只能锒铛入狱了。幸亏他在开封有一处房产，可以卖了还债。大臣张方平听到消息，派人来跟刘保衡接洽，说要买他的房子。交易很快达成，那处房产以一百多万文的价格卖给了张方平，刘保衡就用这笔售房款还了官债，然后“净身出户”，离开了京城。
    刘保衡走了，刘保衡的姑妈突然去开封府告状，她说刘某卖掉的那所房子其实是刘家的共同财产，不经过她和其他族人的授权就出售，属于违法交易，应该追回。当时开封府的长官不是包公，是另外一位官员，这位官员经过查验，确认了刘保衡姑妈的说法。
    拙著《千年房市：古人安心成家方案》对宋朝房产交易制度有所考证：所有不动产买卖都要获得亲邻的首肯。比方说张三卖房给李四，仅有张三一个人的同意是不够的，还要征询张三邻居和亲戚的意见。如果邻居愿意按照市价购买，张三就要将房子优先出售给邻居；如果某个亲戚或者族人对房子的归属权提出异议，张三也必须拿出证据来应对，在产权异议没有完全化解的情况下，他与李四的交易就属于违法。
    现在刘保衡的姑妈提出了异议，开封府的官员也确认了异议——卖方刘保衡并不拥有所卖房屋的完全产权。那么交易无效，按照当时法令，买主张方平应该将房屋退还给刘氏亲族。他支付的房款该找谁讨还呢？当然是找刘保衡了。可是刘保衡已经跑路，就算没有跑路，也无力归还房款，张方平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他决定不退还房子。
    这个张方平可不简单，他当过开封府尹，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院院长），当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刘保衡姑妈去开封府告状的时候，他正担任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论品级，他比开封府尹还要大一些，他坚决不退还房屋，开封府不敢拿他怎么样。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主角包公该登场了。包公的品级不如张方平，但他耿直得很，眼里只有法令，没有上级，上级违法买房，他就出面弹劾。《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八十九卷收录了他弹劾张方平的奏章：“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张方平身为“财政部部长”，居然仗着威权贱价购买辖下富民的房产，真是不要脸，没有资格继续担任高官。
    包公的弹劾击中张方平两条要害，一是“贱买”，二是“所监临”。
    宋代王禹偁《李氏园亭记》有云：“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开封是北宋首都，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土地房屋昂贵至极。那位卖房的刘保衡既然曾为富商，其房屋自然不会简陋，一处并不简陋的住宅只卖一百多万文，谁会相信呢？若非还债心切，急于出手，那就是因为买主有权有势，不得不贱卖给他。一方贱卖，一方贱买，算不算变相受贿？当然算。
    宋朝官员的买房禁令
    为了减少官员在买房时变相受贿的可能，宋代朝廷屡颁禁令。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诏令：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广置产业。尚未退休的大臣如果已经有了住宅，就不要在京城另买房屋了。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诏令：“诸京朝官于监临去处辄置买田宅者，徒一年。”京官和朝官如果在各自管辖区域内买房买地，判处一年徒刑。
    宋代官员按级别可分三种，最低级是选人，中级为京官，最高级为朝官。张方平身为“财政部部长”，属于朝官，也就是高级文官，他的管辖区域包括京城，他在京城买房其实是违反了皇帝禁令。
    包公奏章甚短，但直指张方平受贿与违反皇帝禁令，而且违反的还是在任皇帝宋仁宗的禁令。仁宗皇帝接到奏章，很快撤了张方平的职。
    早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包公还弹劾过一个买房的官员——淮南转运使魏兼。魏兼执掌淮南财政，辖区大略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与豫南等地，他被包公弹劾，是因为两项罪名：“在任日于部内置买物业，并剩量过职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孝肃包公奏议·请法外断魏兼》）”第一，魏兼在任期间购买辖区内的不动产，违反了中高级官员不得在辖地买房的禁令；第二，朝廷为地方官划拨耕地，供其出租以贴补薪金，魏兼为了多得耕地，偷偷将测量用具的尺寸改大了，靠这种卑劣手段占朝廷便宜。
    宋朝皇帝优待臣子，大臣无论犯下多么大的罪行，只要不是谋反，就不会判处死刑，甚至连徒刑都不判，一般都是罚金和降级，最多流放而已。假如再赶上太后过生日、皇后生儿子、皇帝祭祀天地与列祖列宗等喜事，朝廷照例大赦天下，犯了罪的大臣又会被优先赦免，流放改成降级，降级改成罚金，罚金改成不予处分。包公认为魏兼这样的大臣过于无耻， “乞不从原减之例”，不应该被赦免，请求仁宗重重处罚。
    张方平买房被包公弹劾，魏兼买房被包公弹劾，那包公本人有没有因为买房被弹劾过呢？我遍查《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与包公有交集的当朝大佬奏议，没有找到一条这样的记载。是的，包公居官清廉，性格耿直，严守朝廷法令，像他这种嫉恶如仇、喜欢弹劾的官员，肯定不会冒着被别人弹劾的风险在任职所在地买房置业。
    总的来看，包公那个时代的官场风气还算清正，大臣还算守规矩。与包公同一年考中进士的宰相韩琦说过：“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安阳集》卷六）”朝中大臣一般不买房，在京城租房居住的比比皆是。南宋哲学家朱熹也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太祖太宗在位之时，百官都没有住宅，连宰相都在租房，自从神宗皇帝在皇城之内专门给大臣建造东府与西府以后，宰相才分到了房子。
    查《宋会要辑稿》，东府与西府建成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而包公死于1062年，没有机会分房。既不分房，又不让买房，那么包公在开封做官时，很可能是在租房住。当然，他担任开封府尹时例外——府尹可以携家带口住进府衙的后院，无需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