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曹节、王甫以“欲图不轨”罪名，逮捕长安少府李膺。李膺曾任河南尹，反对宦官专权，被誉为“天下楷模”，桓帝时被宦官逮捕入狱，禁锢终身;灵帝继位又得重用，与太傅陈蕃等谋诛宦官，事泄再次入狱。李膺门生遍天下，宦官逐一缉拿追捕，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人范滂名列其中。
    汝南督邮(郡守重要幕僚，主管巡视各县)吴导受诏令逮捕范滂。吴导深明大义，到征羌后怀抱诏书闭门不出，伏床而泣，县官不知为何。范滂闻知后说：“必然是因为我。”自行投案入狱。县令郭揖大惊，问明原委后，解下印绶，愿与范滂一起逃亡，并劝告他：“天下大矣，何处不可存身!”范滂断然拒绝：“我死，此事了矣，何敢牵累大人!又怎能让老母流离呢!”于是归家跪告母亲：“愿大人割舍母子之情，不可过于悲伤!”母亲洒泪曰：“汝今得与李、杜(杜密，天下名士，与李膺同时被捕)齐名，死亦何恨!”范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范滂慨然就狱，含笑而死。
    在生与死之间，范滂舍弃了生选择了死，用生命诠释了孟子“舍生取义”思想的真谛，英名万世流芳。
    义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与仁相比，具有更直接的针对性和更普遍的包容性。因为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义联系交融在一起，所谓“仁义”“信义”“道义”“就义”“侠义”“义举”“义演”“义卖”等，说明人们的生活是须臾也离不开义的。孟子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义进行了理论概括和内涵凝练，把义提升为生命的火焰和灵魂的闪光。因此当一个人对义的理解达到极致时，就能做到舍生取义。这并非不珍惜生命，而是义的价值高于生命。
    《资治通鉴》辑录了18位如范滂这样舍生取义的英豪之士。
    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政权，废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次年七月，刘裕以毒酒一瓮授前琅琊郎中令张伟，使他毒杀零陵王，以绝人望。张伟叹曰：“鸩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途中自饮毒酒而死。这个张伟是心存大义的，零陵王把国家都送给了刘裕，刘裕为何不能留他一条性命呢!张伟如遵刘裕之命毒杀零陵王，虽能升官晋爵，却是弑君不义之人;如违背刘裕之命不杀零陵王，自己就是死路一条。在生与死之间，张伟选择了死，选择了舍生取义。｜
    东晋安皇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雄踞荆襄一带的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为争权夺利而火拼。殷仲堪的咨议参军罗企生叹息：“殷侯(殷仲堪)仁而无断，必然失败。吾蒙知遇，义不可去，必将死之。”果然，殷仲堪、杨佺期兵败被杀，桓玄独霸荆州。此时，殷仲堪幕僚皆投奔桓玄而去，唯有罗企生一心料理殷仲堪后事。桓玄曾与罗企生有交情，派人传话：“向我道歉就生，不然就死。”罗企生回话：“殷侯遇我以国士，我何面目求生!道什么歉呢!”遂引颈就戮，终无异词。罗企生是宁死也不背叛旧主的。
    公元580年五月，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宣帝亲信刘昉暗结皇后之父杨坚图谋不轨，矫诏杨坚任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御史大夫颜之仪常跟随宣帝，知道这不是遗诏，拒而不从。刘昉等逼迫颜之仪在草诏上署名，颜之仪严词拒绝道：“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刘昉知不可屈服，代为署名。杨坚接着向颜之仪索要传国印玺，颜之仪又严词拒绝：“此天子之物，宰相奈何索之!”坚决不给。杨坚大怒，将杀之，以其民望，贬西部郡守。次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即皇帝位，征召颜之仪还京，晋爵新野郡公，觐见时赞扬他：“见危受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赐钱十万，米一百石。颜之仪临死不苟的气节，连曾经要杀他的隋文帝也是深深钦佩折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