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五月，东都霖雨，洛水暴涨，淹没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继以瘟疫，米价飞涨，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李善感谏曰：“数年以来，菽(shū，豆类)粟不稔(rěn，庄稼丰收)，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兴，陛下不思治国办法，反广造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tiǎn，谦词)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高宗虽不听，亦优待之。自褚遂良(中书令)、韩瑗(侍中)直言而死，近二十年无敢逆言直谏者。李善感直言谏高宗，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汉光武帝时的武威太守任延曾谏劝刘秀：“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认为直言谏劝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如果臣子都是阿谀奉承之徒、溜须拍马之辈，君王就会在昏昏然中混淆是非，败坏朝政。但严酷的现实是，君王握有生杀予夺大权，而且大都不喜逆耳之言，臣子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犯颜直谏的臣子大都命运悲惨。如夏桀时的关龙逄，商纣王时的比干，都是因犯颜直谏被杀的。
    直言谏君确实不易。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正月，大司徒韩歆在朝堂论证民间饥荒，刑罚过重，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刘秀将韩歆罢官，黜归田里，又遣使前往宣诏指责，韩歆父子皆自杀。韩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天下称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刘秀：“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认为刘秀逼死韩歆，有损明君之称。
    固然如此，犯颜直谏的臣子们仍然前赴后继，因为在人们的道德评判中，犯颜直谏是忠臣的重要标志。李善感“凤鸣朝阳”，体现的就是这种胸怀。这种思想在《资治通鉴》中反映得非常充分，司马光对犯颜直谏的臣子是大书特书的。
    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天下灾害频仍，吏民归咎于王莽家族专政。此时唯有成帝师傅张禹能劝导成帝抑制王氏，但张禹自保富贵，装聋卖哑不说话。槐里令朱云在朝堂直言弹劾张禹是尸位素餐(做官不做事)的奸臣，成帝大怒：“小臣居下讪(shàn，讥讽)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朱云大呼：“臣得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御史拘押朱云，朱云拉住殿槛(jiàn，栏杆)不松手，殿槛竟被折断。左将军辛庆忌叩头流血求情，朱云才免于一死。于是后世以“朱云折槛”比喻直臣风范，还有人创作了《折槛图》赞美朱云刚直不阿。
    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正月，武帝祭祀于洛阳南郊，礼毕，笑问司隶校尉(监督高级官员的检察官)刘毅：“我可比于汉朝哪位皇帝?”刘毅曰：“桓、灵(桓帝、灵帝皆东汉庸君)。”武帝愕然道：“何至于此?”刘毅直言不讳：“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相比，您还不如他们呢!”
    十六国时期，南燕皇帝慕容超猜忌群臣，暴虐百姓，嗜好游猎，荒废朝政。一日，慕容超在金殿上问太尉封孚：“朕可方前世何主?”封孚对曰：“桀、纣(夏、商末代暴君)。”慕容超满面尴尬，封孚徐步而出，面不改色。
    司空仲赶紧劝告封孚：“与天子说话，怎能这样没有礼貌呢?你应该回去谢罪。”封孚正色道：“我年过七十，只求死得其所罢了，何罪可谢?”竟不向慕容超认错。后唐庄宗李存勖灭亡后梁定都洛阳，经常于近郊游猎，数百从骑在农田中纵横驰骋，损毁庄稼禾苗不计其数。一日，李存勖又行游猎，洛阳令何泽预先匍匐于荆棘丛中，当李存勖飞驰而至时，突然跃出拦马谏阻：“陛下催缴赋税，急如星火，钱粮何来?今庄稼将熟，百姓就指望这　　点收成缴税、谋生，您纵骑蹂践，让我们怎样理政，使百姓何以为生!您先杀了我吧!”李存勖惭愧，从此有所收敛。
    朱云、刘毅、封孚、何泽，胸怀大义，心忧天下，为民请命不顾生死，是值得后人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