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战国时期荀况《荀子·成相》记载：“禹有功，辟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下鸿”，就是大禹通过疏通的方法，使鸿沟之水流向上古中国的下游之地；“共工”，原为居住开封陈留空桑的治水氏族“共工氏”，后迁徙到鸿沟之水上游的河南辉县共工城南部一带。所以，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空桑）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则陈留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鸿水，以薄空桑……故（南朝梁任昉）《地记》言：空桑，南杞而北陈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可见，彼此在上古开封地理、方位、河流等方面是对应的。
    而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中国”，就是鸿沟之水经常泛滥的开封地区。汉代刘向整编《战国策·秦策三》引战国秦国宰相范雎之言：“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韩魏”，指战国时期鸿沟之水流经的韩国荥阳邑、魏国大梁之地。元朝丞相脱脱《宋史·河渠志》也记载：“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说明“汴水”曾绵延横陈于古代“中国”之地。
    唐宋时期，鸿（洪）沟也称通济渠、汴河，是中国最早的“河沟”之水。据清代《河南通志·河防考二》记载：“河沟者，鸿沟也。《水经注》：阴沟本莨荡渠，在浚仪县（今开封）北，自王贲断故渠引水东南以灌大梁，谓之梁沟。”古人认为，鸿沟即莨荡渠、阴沟、梁沟、鸿沟，此河为大禹治水、功德于天下之水。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在《汴河怀古》诗中，将连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文明的隋炀帝杨广，与治理鸿沟之水的大禹所建功德作对比，评价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代汴河、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南北水运畅通、发达，为后世中国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唐代皮日休认为，唐朝文人书写隋朝历史时，将杨广沿运河下江南时乘坐的水殿龙舟，比作奢华腐败生活的象征而臭名千年。不然，可与上古时期治理鸿沟之水的大禹功德相媲美。
    鸿（洪）沟之水流经的上古“中国”，与汴水横亘的宋代皇都“中国”，同指古代包括荥阳、郑州、新郑、原阳、延津、中牟、封丘在内的古陈留郡，或汴州、开封府地区。
    三
    公元1011年，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当时中国粮食主要产区的江苏、浙江、两淮遭逢大旱，水稻歉收，民心浮动，惊动朝廷。于是，堪称明君的宋真宗，听说福建一带普遍种植抗旱、期短、穗大、易种的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水稻，当即派员从福建调运占稻种子三万斛，在江苏、浙江、两淮和中原等地大力推广种植。到了明代，这一水稻品种已成为全国性的主流品种。汉语中开始出现“占城米”或“占米”的专称。坊间为标明这个“占”字的属性，为它配上流入表意的形旁“米”，是为“粘米”。
    占城稻属于早籼稻，北宋前后自原产地占城国首先传入我国福建地区，后被宋朝广泛推广种植。根据中国古书记载，占城稻的优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50余日；四是穗大产量高。与古代中国传统的水稻相比，具有很大的生产优势和推广价值。
    对此，元代宰相脱脱《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此外，南宋陈景沂《群芳备祖》中也有开封城厢周边地区种植稻谷的记载。
    可见，北宋时期的开封，自上古时期以来就有种植水稻的农耕传统，只是本地水稻没有占城稻穗大、产量高、生产周期短、对土壤环境要求低等优势而已。因此，占城稻才受到宋真宗的青睐，并在皇宫内玉宸殿的菜园中示范性种植，还将收割后的稻穗带到殿堂上向百官展示。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开封具有上承炎帝、后稷，中传北宋皇都，下传当今开封数千年种稻农耕的人文历史，是上古尧、舜、禹三代治水、农耕的鸿沟流域和中国核心之地。
    所以，战国史书《世本》、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均记载：“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于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