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遗址中，敖汉的兴隆洼遗址、阜新的查海遗址、秦安的大地湾遗址、漯河市舞阳的贾湖遗址是比较重要的几个。这些遗址也是上古中国彩陶、鼎和筒形罐三大考古文化圈的中心遗址，大致可代表中华上古文明的源头。(新近发掘的洪江高庙遗址也许代表着鼎文化圈中另一个不同的重要支脉)。
贾湖在这些早期遗址中尤其令人注目，这不仅因为贾湖的年代较早(碳十四测年数据大致在距今7000一8000年范围内，经树轮校正为距今7500－8800年之间)，贾湖出土物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也高得令人惊异：出土物中除了反映早期稻作技术的原始粳稻栽培遗迹外，还发现了具备几乎完整音阶的骨笛以及内装石子并带有契刻符号的成组随葬的龟甲。在如此早的年代，就能达到如此高的文明程度，贾湖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最源远流长的源头似乎不会有什么异议。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贾湖出土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和后来殷墟的甲骨文显然有太多的因素类同，尤其是M344墓出土龟腹甲上的眼形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的相似程度，很自然地要引导人们考虑贾湖龟甲契刻是否是后世甲骨文的滥觞。事实上，负责遗址发掘的张居中先生在考古工作一结束，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辗转求证过程。
对于这些时间上要比殷墟甲骨文早很多，但在文字特征上又极其相似的贾湖刻符，古文字学家总体的观点显然是极其谨慎的：这些符号肯定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但要确证为文字，仅凭贾湖这16个刻符，材料显然不足。何况这16个刻符中的大多数是单独刻划在龟甲上的，很少有上下文以资判断。在此以前，半坡陶符以及丁公陶文都因释读上存在问题，而无法作出进一步的结论。其中丁公陶文由两行共11个字组成，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材料本身的内容来看，比贾湖刻符可供推断的信息似乎更多。也正因为对这些史前文字的解读尝试并不很令人满意，古文字学家对于史前文字的判定采取谨慎态度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彝族学者朱琚元却提出了和权威古文字学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并非是建立在释读商代甲骨文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古文字解读经验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同样源远流长的文字体系---彝文的基础上的。朱琚元的释读涉及三个龟甲刻符和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三个龟甲刻符，分别被认为和彝文中表示“禽”、“福禄”、“神座”的文字相似。柄形石器上的四个符号则被释读为“雷”、“天”、“门”、“闭”四字。石器上的四个字作为文字组合被释读出完整的意义，并且其意义也被有关人员认为和石器的推测用途极其相符。
出于谨慎，对朱琚元的释读过程加以仔细的检验是必要的。对朱琚元的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恐怕是大多数，但没有听说有任何学者认真地逐步验证整个释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这应该说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出于无奈，我们这里只能根据朱琚元的文章本身结合一些相关报道对这一用彝文释读贾湖刻符的过程作一些推测：
整个释读过程，可能在三个步骤中出现问题：
1. 刻纹的辨别：误辨刻纹，或者设想某种理由以增减部分刻纹，都将降低释读的可信度。
2. 刻纹符号和彝文字形匹配：如果两者字形的匹配是通过对其中之一加以一定变形获得的，释读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
3. 彝文文字组合的意义解释：如果获得的彝文文字组合不符合日常彝语的习惯，那么所谓的意义也许仅是某种附会而已。
对于第一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没有提及任何增减刻纹的假设，而从报道可知，朱琚元的释读结果得到了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原考古负责人张居中先生的肯定，这至少排除了在刻纹的辨别上存在任何主观因素介入的可能。
对于第二种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要先将字形作任何变形作为比对的先决条件，而原文中同时也给出了彝文的字形，这意味着任何能看到贾湖刻符原件或细部照片的人可以根据文中的彝文图形直接判断两者是否相似，而作者并不担心这对其结论会有任何影响。
对于第三种情形，朱琚元在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指出，解读得到的彝文组合“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因此，对于无法看到第一手材料也不了解彝文的人们来说，上述推测似可排除朱琚元释读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
朱琚元的解读可靠与否完全依赖于贾湖柯符和彝文之间的相似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两者之间的相似非常勉强，那么朱琚元的说法也许只能“可备一说”甚至“可备一说”也未必能够成立。但如果两者之间高度相似，如果任何一个懂彝文的人都能认出那是“雷天门闭”几个字的话，那恐怕就应该作为一个事实来对待。
其实，即使朱琚元的解读只是一种附会上的巧合，那么多对于殷商古文字体系精熟无比的专家却无法提出一种具有可比的通顺程度的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