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辉县就是共工氏部族的聚居地。古时该地水患严重，共工氏部族与洪水不断作斗争，演绎了一段‘共工治水’的神话，并且共工氏部族对科技文明也作出了卓越贡献。”聊及共工氏，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星光张口即来，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共工氏的活动区域以及共工氏的历史功绩。
    共工氏与辉县
    古代部族的名字一般与所在的地名有关，共工氏部族的名字也是如此。共工氏最早活动的地域应当在周代的共国，那里因共山而得名。根据古籍《水经注》《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今济源市和辉县市都有共山，而实际上两地的共山是一脉相连的。共工氏应当活动在这一带，而主要的活动地区在古共国，即今天的辉县市。考古发现的辉县孟庄遗址，又为确定共工氏部族的聚居地提供了有力证据。
    王星光教授说：“综合之前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辉县当地的自然环境、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对照，有理由认为，辉县地区应是共工氏活动的主要地区。”
    共工氏治理洪水
    共工氏部落与颛顼部落因为洪水的问题，经常发生争斗。《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实际上共工氏“争为帝”失败而导致洪水，不一定为真，而共工氏族与颛顼部落因治水问题引发战争倒是可信的。
    共工氏族聚居在黄河转折之处，当时的水患非常严重。由于对洪水认识不足，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共工氏只是修筑了保护自己氏族的堤防。“共工氏未能统筹全局，采取了不利于下游的治水方法，损坏了颛顼部落的利益，最后遭到了失败。”王星光教授说，“后人对共工进行诋毁与贬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成王败寇的心理，并非完全是理性的批判。”
    共工氏与科技文明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共工氏族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重视水利建设。共工氏族不仅修建了城墙来保护其居民、住宅和土地上的庄稼，而且在大水来临之际，挖高填低，建立堤坝，进一步保护氏族的家园和农田。因为处于农业社会的氏族，习惯了定居生活，不再轻易地迁徙。而且共工的后代四岳，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前人流传下
    来的治水平土的经验，应该具有比其他部族更加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所以让共工的后代四岳继续辅佐大禹治水，也是对共工后代治水能力的肯定。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人类聚居的城市便诞生了。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城市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告别蛮荒，迎来了文明的曙光。早期的城市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孟庄古城的发现标志着辉县地区古代农业的高度发达。孟庄遗址发现了仰韶时期的地面式方形连间房子，建筑手法十分精细。共工氏族是最早应用土坯垒墙的部落之一，同时也证明了共工氏族擅长土木建筑技术。舒适的房屋有利于古代先民长时间定居，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对于发展农业和社会文明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人的生活离不开水，水井的出现也是人们得以定居生活的重要保障。龙山文化晚期的孟庄遗址发现四眼水井。从多数井内少有或无汲水器及碎陶片出土的特征分析，当时的人们可能定期清理井内的淤泥，以便清洁水源，达到长期使用的目的，这就是后来淘井技术的滥觞。水井的使用不仅为居民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为手工业、农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农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也提供了便利条件。 
    王星光教授说，生产工具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孟庄地区出土的生产工具不断丰富，石器工具的制作越发精细，表明该地区生产力逐步发展。龙山晚期出土的石制农具如石斧、石铲、石刀、石镰和狩猎用的箭镞都大量出现，表明该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兴盛，同时狩猎业也在生产中占据一定地位。特别是到了龙山文化晚期，石制工具不仅出土数量多，其中的穿孔石斧与石钺器型精美，打磨细致，代表着当时先进的工艺水平。
    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共工”的管理职能在不断变化和扩大。“共工”由最初的水官，到监理百工，再发展到秦汉时期的少府，最后由王莽托古改制，将少府改回为共工。可见“共工”发展到秦汉时期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而治水和手工业仍是“共工”分管的主要职能。后代沿用“共工”作为官职，实际上反映出了后人对共工氏族在治水与手工业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与纪念。
    “通过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辉县孟庄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可以得知，共工氏族在治水、农业、建筑、手工业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共工氏族为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共工氏族，王星光教授毫不吝惜地给出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