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鲁迅日记》，发现鲁迅先生与邵次公多有交往。1924年3月16日的日记记载：“寄邵次公以《域外小说集》一本。”1924年12月8日的日记记载：“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坐中有……邵次公。”对邵次公这个人很熟悉，笔者听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佟培基教授说过邵次公在开封的故事。邵次公一生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揭发曹锟贿选的闹剧。20世纪30年代，邵次公执教于河南，为学渊博、著作等身、名震省垣，与当时豫省学界结交甚密，后客死开封。 
    擅辞章 彰显魏晋风骨 
    邵次公，1888年出生，1908年就读于浙江省立优级师范，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曾任同盟会浙江支部秘书，曾是南社重要成员。师范毕业后，正值辛亥革命，他积极参与光复浙江军事行动。事成之后，他不图名利，乃托疾返乡。 
    1912年12月，国会成立，邵次公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10月初，北上出席众议院会议之时，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开始对议员威胁利诱，不从者，或被逮捕，或被杀害。10月6日，选大总统的时候，会场军警林立，如临大敌，经14小时3次投票，袁世凯才勉强当选。邵次公对袁世凯甚为不满。次日，《国民公报》刊载袁世凯迫选丑行文章，邵次公广为宣传，请人传阅，拍手称快。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邵次公拒绝与之同流合污，满怀忧国忧民之心，郁郁返里，寓居在岳父家中，在当地执教为生。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又召开国会，邵次公应邀再度北上。他一度寄希望于黎氏，但府院争权导致张勋复辟。1921年4月，孙中山号召国会议员到广州商议国是，邵次公和其他一批国会议员一起南下。5月5日，出席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但桂滇军阀横行，肆意诋毁孙中山，邵次公忧蹙憔悴，痛感回天无力，遂北还作客京津。 
     邵次公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词人，在现代词坛上负有盛名，自言“幼习倚声，长治齐学”，后来以词名世。词家夏敬观评价其词曰：“次公为词，宗尚清真，笔力雄健，藻彩丰赡……运用典实，如出自然。”此后其“体格又稍变，运用典实，如出自然，博综经籍之光，油然于词见之，盖托体高，乃无所不可耳”。叶恭绰也揄扬其词曰：“次公词清浑高华，工于镕剪。”况周颐《蕙风词话》里面关于他的文字就有好几处，如《邵次公指事词》《邵次公玲珑四犯》等。刘叶秋在《学海纷葩录》里回忆起邵次公时说：“他才思敏捷，而性高傲，意有不惬，即以白眼向之，弗与酬对。”朱自清说：“读邵次公《扬荷集》竟，觉集中令词境界苍老，如诗之有宋；至如《生查子》数阕，直以诗为词，实前所未有。” 
    就是这个“擅辞章，风骨骞举”的邵次公先生，曾在北京做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为正义 状诉曹锟贿选 
    1923年10月，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要当大总统，乃密遣内务总长高凌尉出面收买国会诸位议员，或给予顾问，或奉为咨议，并许诺月给“津贴”200元。10月1日，设在北京甘石桥的总统选举筹备处，向在京议员分赠支票面额5000元一张，承诺总统选出三日后即兑现。 
    曹锟此举密谋已久。曹锟急于获得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在当时必须先拱倒张绍曾内阁，以便让他的嫡系高凌霨组阁，从而控制总统的大选。曹锟还胁迫黎元洪：如果他给自己的谋选设置障碍，就将逼迫其宣布退位。1923年5月，张绍曾内阁被迫辞职。曹锟重兵在握，一心想爬上总统宝座。1923年6月，曹锟唆使其党羽利用各种卑鄙手段，开始策划并制造了一次次逼宫事件。6月8日，由一批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接着，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闹事，直系将领冯玉祥也带兵入京，驱逐黎元洪。黎元洪见大势已去，遂逃往天津。这时，曹锟又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留黎氏所乘专车，强行上车索取大总统印章。黎元洪出走之后，曹锟立即启动总统选举程序，不料当时国会议员纷纷离京以示抗议，选举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暂时无法进行。直系军阀另一派别的吴佩孚此时提出先行“武力统一”，然后再进行大选的建议。黎元洪上台以后，即受制于曹锟和吴佩孚。但是，曹锟和吴佩孚两人因争权夺利素有矛盾。此时吴佩孚的建议为曹锟所忌。这个时候，吴景濂向曹锟献媚，主张“武戏文唱”，即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吴景濂有意包办大选，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国务总理一职也。于是，他便建议用金钱收买各位议员，至于所需费用，可责成各省摊派，或用“借军饷”的名义，筹足用于贿选的经费。经过一番筹划后，曹锟便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大选的机关，贿选闹剧便闹哄哄地开演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听说有不菲的选举出席费时，回京的议员迢迢道上、络绎不绝。曹锟竞选班子计划每张选票给价5000元，但又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而议员担心投票后不付款，于是最后决定在选举前发给议员每张选票5000元的支票，待选举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兑现，国会议员绝大多数接受贿赂投了票。 
    邵次公对曹锟贿选一事十分愤慨，表面上与已出卖灵魂的吴景濂相周旋，取得行贿证据的支票一张，暗中做脱身准备。 
    1923年10月6日的《晨报》记载了曹锟选总统的新闻：“闻昨晨开会之前，前夕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 
    10月5日，北京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被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北洋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顺治门内外更是十步一兵、五步一警，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内的旁听席上，部署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原本是10时开始投票，因议员多半迟到，于是临时变更为不定时开会，以签到达到法定人数为准，以免一再延时。截至11时30分，签到者仅400多人，吴景濂面露焦虑之色，急派人分途拉拢，“大抵皆由同乡议员及同系议员各一人担任邀请一名议员。大选派中坚议员出入频繁，但见其驱车而出，未几即挟一议员而归，亦可谓卖尽气力矣。”到13时20分时，签到议员达593人（实际出席投票者590人），院内外走相报告，吴景濂即下令摇铃开会，议员闻铃便鱼贯而入，面皆有喜色。吴景濂在13时52时宣告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秘书散票，共发590张。自14时投票至16时才结束，当众点票唱票。据吴景濂报告，票数与人数相符，投票总数为590票，曹锟得票480票，按照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是用贿赂的手段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首例，当时所有参与投票的议员此后被舆论和民意称作“猪仔议员”。 
    10月6日，在上海《申报》刊登了5000元贿选的支票照片。翌日，邵次公在该报发表通电各省“告发北京贿选”的檄文，并将支票制版数十张分照寄全国各报馆。被曝光的直系军阀大惊失色，诡称邮局检查员检出皖系政客姚震、李思浩致邵次公的一封信函，内嘱其窃取大选议员的名册，且许以其4万元为酬劳。北洋当局遂据以通缉邵次公、姚震、李思浩等人。通缉令下发之后，邵次公已经易装遁往上海避难。途中，他在天津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决不申请撤销告发”。 
    曹锟粉墨登场，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在当时北洋军阀随意捕人、杀人的情况下，邵次公不畏强暴，在向“各省区军民长官、各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寄发《邵次公揭露贿选诉状》中写道：“次公幼承庭诰，自行束修，及为议员，不骛党争，不竞名利……次公虽切覆巢之忧，犹殷补牢之望。不图构难之人，志在窃位，佥壬鼓煽，思欲重贿议员，使选举曹锟为总统。初疑报纸谰言，未足凭信。乃本月一日宵分，竟有授次公以五千元支票之事。窃谓致变之应如何处置，曹锟之宜为总统与否，皆当别论。若夫选举行贿，国有常刑，不为举发，何所逃罪！特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依法告发。”邵次公为国家立纪纲，为国会保尊严，为议员争人格，慷慨陈词、不畏强权，轰动一时。 
    此诉状公布后，曹锟手下之人吓得手足无措，有人主张捕杀，但邵次公已离开北京。邵次公辗转返乡，途经上海、杭州、严州，沿途受到人民热烈欢迎。他到达淳安后，石硖师范讲习所和雉山小学及县民分别举行欢迎大会，会场张挂“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的大红对联横幅。邵次公发表演说，怒斥曹锟贿选总统罪行。 
     因为邵次公的揭发，导致全国“倒直”风潮汹涌，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以“起兵讨贼”为号召建立了“反直”同盟，时任浙江省省长张载阳和督办卢永祥宣布反对贿选，拒绝接受贿选伪政府的命令。直系军阀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之中，直系内部也分崩离析。 
    1924年11月，曹锟下台，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组织参政院，计划召开善后会议，聘邵次公为善后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邵次公再度北上，出席善后会议，而会议议而难决、决而难行，故对从政失去信心。旋奉命至奉天，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杨字霆等谈判。在沈阳、大连滞留数月无果，更增加弃政从文决心。当局拟任命他为教育总长，邵次公谦辞不就。1925年7月，他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后应北京大学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又应清史馆赵尔巽之请，协修《清史稿》儒林、文苑传，间或为北京、天津诸报写稿。他所撰《梧丘杂札》，曾于北京晨报副刊连载。他和洪汝闽、吴承仕、高步瀛等10余人组建思辩社。社员各有专长，考据、词章、版本、目录、书法无不精深，彼时已有著述行世者十居八九。1925年，邵次公还发表《征求续编四库全书意见启》，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 
    真名士 风雅光明磊落 
    1931年，邵次公受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邀请到河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每月工资是300银元，这在当时来说，是教授中极高的待遇，还允许他带两位助教，一个是陈兆年，一个是于伯龙。因邵次公嗜好鸦片，许心武便在距离校园不远的后火神庙后街12号给其租一院子。邵次公当时在全国名望很高，他的宅院天天贵客盈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河南省各路贤达络绎不绝。诗词歌赋、风花雪月之余，邵次公忙于抽烟打牌，而学生来请教常常等到夜半闲时，邵次公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学生深为折服。邵次公不修边幅，给学生的印象是十分随意。他常穿灰色的长衫，须发斑白，蓬松不整，虽喜吸烟，但自己并不会烧烟，搞得鼻头总是黑的。那时，河南正禁烟禁得紧，他黑着鼻头在公开场所出入，真是对禁政的讽刺。 
    邵次公在河南开封组建了梁园吟社，在他的召唤下，这个社团聚集了一大批爱好诗词的文人。他曾为社刊题两首《绝句》：“梁园风雅今能继，岳色河声起万喑。莫漫登坛拜何李，要知八代有遗音。”“金梁桥外如霜月，又照诗人侧帽来，眼看瑶天下鸾鹤，清声历历夏王台。”在为《朱守一主吟社编纂，为长歌代序》中写道：“……香草见性情，美人喻栖泊。金梁多高人，诗怀常磊落。何不结社吟，因风传远铎……”在邵次公的主持下，《河南民国日报》开辟一个半月刊的版面《庠声》，主要刊登河南大学国文系学生的课外作业，间或发一些外来投稿。 
    戴耀法先生在《河南大学国文系回忆片断》一文中记载：他经常对学生说，必须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一遍，因为这套书把四库全书作了内容简单的介绍……有一些概念，别人谈起了，自己也可以谈论一番。一个真正有学识的人，是不会把《辞源》放在书桌上的，即使有也是藏在暗处，以免人家看见了可笑。他说，要查典故，应以四大类书为本。他还说，教书不一定限制在一堂课上，一堂课同学们听不了多少东西，必须随时随地问事解疑。他常常是刮风不上课、下雨不上课、身体不舒服不上课、瘾不过足不上课。他上课并没讲授他的课程内容，而是看见什么，就天南海北大讲一通，“以炫耀其学术渊博，使学生摸不着头脑，而更加崇拜”。他抽鸦片烟，有些学生便在他的烟榻前承教。有些同学经常留在他处谈笑，以致也染上了不良嗜好。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还常带着学生到“第四巷”穿梭烟花柳巷。 
    花前醉 旷世才华遗韵 
    邵次公后来戒烟了，但绯闻不断，最后与女弟子李澄波同居。李澄波跟随邵次公研修词学，是他的入室弟子。她曾在河南国学专修馆（1934年改为尚志高级文书科职业学校）任教员，才情骏发、属词清丽，人以李易安称之，尝应梁园诗社月课《秋雨题限萧韵》七律一首云：“西楼风满短檠飘，梦破邻家紫玉箫。檐铎不堪愁里听，杨枝偏向水边摇。心如絮乱浑难理，夜抵年长未易消。几度当春伤往事，不曾凄断似今朝。”万宝祯曾对孙诒鼎说：“此次梁园社课，李澄波作可称压卷。”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佟培基教授送我一张邵次公的老照片，上面武慕姚先生的题记：“次公先生于丁丑孟冬晦日下午九时一刻无疾故于汴垣火神庙后街十二号寓斋，身后萧条，遗书无托，痛哉!前此虽因个人之间小有芥蒂，然十载师门，有足感者沉痛，良木之摧难申小草之志，诚不禁失声一痛也！往者，先生糜于孽缘，竞招不洁，遂致不为常人所不谅，困顿而死。推其所为，实暮年性情变易所致，一年前曾为友人发之，真不幸言之中也，哀哉！十一月初二日福鼐谨记于汴垣蔡胡同八十八号寓斋。”这张照片是于癸酉年十月初六日，在邵次公的书斋“壮学堂”门前拍摄的。“往者，先生糜于孽缘，竞招不洁，遂致不为常人所不谅，困顿而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困顿而死？原来李澄波的丈夫发现他们偷情后，当面掴了邵次公两记耳光。邵次公感觉斯文扫地，虽说后来李澄波离婚后嫁给邵次公，但是邵次公却一直抑郁，很少在大庭广众下露面，加上身体不好，1937年12月2日怅然去世。李澄波在开封沦陷后，漂泊镇平，与靳仲云、郑剑西诸名宿诗词酬唱，“然孤灯蔑纬，声多变微矣”。 
    邵次公笔致挺秀，其瘦金体有细筋入骨之妙。他寓居开封，清贫自守。授课之余，潜心治学，工词章，尤精通古历算学、目录学，卓有成就，学界评为“发有清一代诸人未发之秘”。一代词人，晚岁潦倒，在开封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