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县在西周时期为共国所在地，文献中称‘共地’。《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予云：‘卫州共城县本周伯之国也。’《水经注》曰：‘共和之故国。’考古发现共国故城至今仍保存在辉县市城南。”谈及共工故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袁广阔毫不含糊地给出了答案。 辉县与共地、共工的关系。 古代文献中有辉县与洪水和共工氏的记述。《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县”条下班固自注“故国”，《庄子·让王》称为“共首”，《荀子·儒效》记作“共头”，即今天的河南省辉县市。“古代文献中直接记述共地洪水的不多，但记述共工与洪水关系的却很多，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淮南子·本经训》载：‘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氏所处的时代大约在氏族社会末期，他的名字多与大禹的父亲鲧联系在一起，而且同鲧一样也曾有过治水的经历。”袁广阔教授说，“徐旭生先生不仅认为‘共地’是共和伯之故国，而且还是中国氏族社会末期共工氏族所居住的地方。那么，辉县孟庄发现的氏族社会末期（考古学上称作龙山文化末期）的主要洪水遗迹就大抵相当于共工治水时期。” 
    辉县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古文化系统。 辉县处于太行山以南、古黄河以北，这里是太行山的一道泉水溢出带，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十分适宜史前人类生存。考古调查发现，在卫河中上游地区分布着较为密集的龙山文化遗址群，已发掘的遗址有新乡洛丝潭、获嘉李大召、辉县孟庄、武陟大司马、修武义井等。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分析，可知该地区文化脉络清晰，文化传统延续不断，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夏商时期，该地区先后分布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等，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区域之一。 
     聚落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龙山文化时期是华夏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就是聚落内部结构的重大变化。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分析，龙山文化早期到中期，辉县地区聚落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一，仰韶文化晚期房屋和墓葬有规律分布的格局被打破，人们居住的房屋开始分散分布。家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独立性可能也有所增强。这一时期的社会成员间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孟庄遗址灰坑内发现有不少人骨。 第二，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东部山东的文化因素，西部山西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因素。器物中斝个体较小，夹砂罐流行附加堆纹，空三足器大量出现。 第三，城址开始出现。目前，该地区共发现龙山文化城址3处，即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孟庄龙山城址位于孟庄遗址西北部。东城墙保存较好，长约375米，正中还发现了城门。残存北墙长约260米，复原长度为340米左右，西墙长约330米，南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被全部平去，仅存南城河。整个城址的平面形状呈梯形。徐堡城址位于焦作市南约30公里的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沁河南岸，位于遗址的中北部，平面形状呈不规则圆角长方形，整个城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博爱西金城城墙处于地表1.5米以下,高2米～3米。城址的平面形状大致呈圆角长方形，面积25.8万平方米，含城墙面积达30.8万平方米。城墙为生土和细沙土、淤土夯筑而成。西墙和南墙中部有中断迹象，可能为城门所在。北、东、南三面城墙外侧发现有小河或排水沟环绕形成的防御壕沟。 
    龙山文化早中期处于夏王朝建立的前夜，即氏族社会末期，与文献记载的共工氏所处年代吻合。这一时期，城址开始出现，目前在该地区发现的城址有3处，实际上更多。孟庄、西金城与徐堡龙山城相距不远，表明这里龙山城址较为密集。从大规模城址为代表的大型集体性建筑的营建来看，大规模劳力的组织和管理意味着该地区聚落群真正联合起来，聚落功能进一步复杂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正处于剧烈转变的阶段。
    辉县地区是古代文献中共工氏的主要活动区域，共工在此治理洪水。虽然没有治理成功，但为大禹治水积累了经验和教训。通过治理洪水，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得到加强和集中，进而使得王权进一步巩固，由此导致了早期国家的产生。“由此可见，辉县地区也是华夏文明与我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区域。商代晚期，辉县属于王畿区域，商王经常到此活动，并在甲骨文中留下了很多记载。西周时期，辉县是共国所在地，称为‘共国故地’。西周晚期的共伯和曾经执掌西周王室政权，史称‘共和行政’，为周王室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袁广阔教授高度评价道，“总之，辉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既是共工氏的故墟，在华夏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又是商周时期的共地，书写了商周文明的动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