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看似简单的分类，却花费了张长弓数年的功夫。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初期，张长弓在南阳瓦店遇到旧友田洁艇，得知东许庄的萧清琏集曲甚丰，却概不外借。经田洁艇从中周旋，张长弓才有幸借出一本。萧清琏先生怕书有去无回，很是担心。但是一周后，张长弓将书如期奉还。就这样，张长弓一本本借阅、抄录，终于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收入囊中。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民间艺人还原了许多贴近现实的抗日救国曲目，像《抗敌救国》《抗战无名英雄》《送夫从军》等。这些曲目的叙事性和时代性构成了小曲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大格局。在救亡图存之际，这些随处可演的鼓子曲成为广大观众喜爱的曲艺形式。只不过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这些曲本历经劫难，如今已不知踪影。

        同时，张长弓将这一时期收集到的零碎资料加以整理，归纳出鼓子曲的四大特征：民间的形式，大众的语言，采用民间文学的方言俚语和习惯语，使用便于听觉的文辞，保持草根的原汁原味，这正是其可贵之处。大众的语言是鲜活的语言，因为俗文学产生于民间，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自然要采用群众的语言。如妈妈骂女儿叫“科子”，插在腰中叫“别”在腰中。还有明显套用戏曲中的常用语，如“这边”“那边”称“这壁厢”“那壁厢”、口渴叫“害渴”等。由此可见，鼓子曲与戏曲有密切关系。就其曲调而言，“河南鼓子曲之所以可贵，不仅是它保存有明清以来的名贵曲牌，而且还吸引四方杂调。不论是秦陇樵夫牧儿的西调，还是江南歌女的小曲——唱奏在鼓子曲中”。由此可见，鼓子曲在中原一带长期流传，得益于它不拘一格、兼容并蓄，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

         为了说明鼓子曲的优良，张长弓拿鼓子曲的一个分支进行比较。他说：“高台曲是新兴的曲种，风行一时，但本身还存在不少缺点。一是舞台布置简单、表演单调；二是曲调有限、变化较少；三是风情曲较多、题材偏狭窄。如果能努力加以改进，逐渐削去曲调的浮靡之音，吸收鼓子曲中的四方杂调，也可吸收新兴的现代歌曲，题材尽量扩大，编制适应新社会需要的曲子。”在当时看来，张长弓的这些意见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在当时，这种文学著作想要出版是很困难的。张长弓说：“我有《鼓子曲言》一书，是由戏曲史的观点写成。与《鼓子曲言》相辅相成的，另有《鼓子曲词》《鼓子曲谱》。”只不过这后两本书皆为他1947年在开封自费刊印，为分赠同好，征求意见，未公开发行。

        至于对鼓子曲说唱的改进，张长弓也提出三条意见：“一是七言体用韵。唱词以七言为主，并且必然要两句一韵。在唱出的时候，在七言句中，艺人可以任意夹杂为八言、九言或者十言。二是句调重复。有了重复可以增加听觉的美感。三是穿插故事。唱词中的故事，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要‘节外生枝’，穿插些小故事，以引起听众的兴趣。”

        鼓子曲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的重本色、重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张长弓《鼓子曲言》的贡献在于它完好地保留了民间文学的历史记忆，其中有原汁原味的民俗历史、人文历史、文化历史。从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世俗生活，看到了人们生活的艰辛、痛苦和他们的欢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