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百益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考古学先驱、河南博物馆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著作很多，在河南期间从事文物收集和整理工作。他对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等皆有深邃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对河南博物馆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百益，名葆谦，字百益，满族人，1882年出生于开封。关百益先祖于清康熙时期随八旗军入关，初居北京，后被派往开封。关百益的先辈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满族旗人，随着清王朝灭亡而过上平民生活。1907年，关百益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北京第三中学堂校长、北京第一中学堂校长，兼任八旗高等学堂校长。1913年，他任北京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参事，1917年回到河南开封后，受聘于河南省教育厅，历任河南省教育厅公署科员、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河南省省长秘书、河南博物馆馆长和河南省通志馆编纂等职。

        1929年，关百益受聘为河南博物馆编辑。1930年12月，河南省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河南博物馆馆长。当时河南古物保存委员会与民族博物馆并入河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馆创建于1927年7月，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馆址初设在今开封三圣庙街。关百益到任后，采取一系列建馆措施，协助教育厅制定出《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此为河南博物馆建馆后的第一个条例，也是中国博物馆系统较早的法规之一，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

        关百益十分重视专业人员培养，当时馆中有古物研究员、植物搜集研究员、动物搜集研究员、植物和动物练习生及技术员。关百益重视文物征集和收藏工作，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当时，河南博物馆馆藏文物有青铜器、甲骨、金石、陶、瓷、玉、牙角等。1931年至1935年，各方赠送博物馆的物品还有动物、植物、矿物标本等。其馆藏文物琳琅满目，成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有“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自价值论，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的赞誉。

        关百益任期5年间，收集的历史文物有数千件。特别是1935年至1936年，馆藏的新郑古铜器中，有8件展品送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3个月，这是河南博物馆馆藏第一次出国展览，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接待中国文物展览，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批文物曾在上海展览6个星期，自英国伦敦返回后又在南京展出4个星期，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赞赏。

        1930年9月，关百益编著出版《南阳汉画像集》。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曾说：“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中华书局出版）……”关百益对河南省的重要石刻及博物馆收藏石刻进行了系统考证。1922年3月，在调查开封繁塔宋石刻后，关百益编著了《繁塔石墨撷英》一书。其序云：“繁塔虽残废，尚有宋刻多种，散置于洞壁盘登间，然墨本流传甚少，艺林引为憾事。壬戌三月，余同祖徕宗怀璞，髯灯甸旬而进。上下内外凡是足迹能到之处，无不备至。共寻得一百六十品，略加考证编成《繁塔石刻志》二卷，置诸书笥，因人事纷繁未及付梓。”

        1932年，关百益从张钫处得汉残石百余块，经筛选，择其精华，选一字至九字者60余块，以行字寡多为次序，编成《汉熹平石经残字谱》一书。这些石经残片，可补七经之阙，备史家之考，为研究汉熹平石经提供了实物。

        当时，关百益成立了文化传薪社，有两台石印机和铅印机，并有摄影图片制版室，传播新文化，大量印制了不少开封地方文化小册子，如《繁塔》《龙亭》等。关百益还对魏三体石经进行研究，著有《魏正始石经残石影本附跋》《魏石经考》《魏三体石经残石释证》《魏正始石经春秋尚书残石跋》等，对后世研究经学史、版本学、汉魏书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23年8月，在新郑县城关镇李家楼一座古墓中，出土各种古器物700余件，其中完整的青铜器亦有百余件。据鉴定，古物皆为郑国宗庙祭祀遗物。这一重要发现，震动世界，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为此，还成立了河南省第一个文物保存、管理机构——河南古物保存所和河南古物保存委员会，有力推动了河南乃至全国金石学和考古学研究。当时，靳云鹗等人曾用4个月草著《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公布于世。因书系速成，器物定名不准，且原器物未及修整，残破不堪，图版极欠清晰。关百益认真审视这批古物，反复进行研究，又补充一些续收器物，编著成《郑家古器图考》和《新郑古器图录》两部书。《郑家古器图考》是1925年编著的，书中以三礼名物制度与新郑出土古器物对比，对新郑出土的60件古铜器的尺度、造型、纹饰及用途进行了详细考证。此书还把王国维、马吉樟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收入书中，以供读者博览是正，为研究新郑古器物和春秋郑国历史提供了方便。1929年，关百益编著的《新郑古器图录》共收录完整器物93器，分摄成57图编辑而成。该书内容选材准确，考证精密，所选器物均由名技师修理，图版特请北京摄影师拍照，并得康有为、马叔平、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考古学家鉴定，为研究周代郑国史提供了清晰、准确的文物资料，比《新郑出土古器图志》更加完美。关百益的这两部书出版发行后，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云：“新郑器物余均未见，近有关百益氏编著《新郑古器图录》一书，采收其青铜器93器，并别录考释诸事为一卷以附之，始得识其大略。”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阳殷墟曾被进行15次考古发掘。1929年，在进行第三次发掘的时候，河南当局亦派何日章等人前往发掘。翌年春，又做第二次发掘。两次共得甲骨3656片，其中带字甲骨983片。此后，关百益从中精选800片，编辑为《殷墟文宇存真》（1~8集）。此书拓印精细、图版清晰，是研究甲骨文字的宝贵资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这批甲骨片运往重庆。1949年，这批国宝被劫往台湾。祖国大陆要研究这批甲骨文，关百益的《殷墟文字存真》就成为唯一的资料依据。他还将殷墟两次发掘所得的古器物金、石、玉、陶、甲、骨、牙、角、贝壳等进行了整理、研究，编成《殷墟器物存真》（1~3集)，此书前有关百益序，中间为图版，后有各种器物之文字考释。

        关百益曾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与当时众多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等都有深交，如王国维、董作宾、于右任、康有为、郭沫若等，上世纪40年代被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列入《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关百益对龙门石窟的考察研究也较为全面，1935年出版的《伊阙石刻图表》是研究伊阙原貌较早的图书。1936年，他到龙门考察月余，发现一批佛像、唐碑，拍摄照片300余幅，编成《伊阙古迹图》。他还著有《伊阙魏刻百品释证》《石华》《老君洞石墨撷英》《老君洞知名造像图谱》《初拓伊阙像文字百品》《龙门二十品释证》等。他多次参加《河南通志》的编纂工作，主编有40卷《河南金石志》。

        1936年，关百益曾应晨光读书社邀请，主讲《考古学大意》，对考古学的定义、范围、方法等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把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分为汉代、宋代及现代三期。他将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实践相结合，写出《考古学大意》，发表在《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一、二、三期上，考古学历史分期，丰富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理论。

        关百益的书法多摹魏碑，擅长行书、楷书、隶书，风格雄厚质朴、净洁雅正，是民国间河南的大家。关百益一生收集、整理数千件金石、文稿、书籍、拓印，编著百余部著作。他的绘画颇有宋元之风，人物、山水、花鸟无不精湛，画风清新劲健、超尘拔俗，代表作品有《樊楼灯火图》《渑池石窟之图》等，影响极大。1935年，《樊楼灯火图》获河南书画大展最高奖，曾刊载于影印的《河南书画展览会书画谱》。

        1945年日军投降前，关百益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主讲考古学、先秦文学、民俗学等课程。1950年前后患病瘫痪，1956年1月逝世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