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四月，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死。冯道，唐朝末年为藩镇刘守光参军；唐亡，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十位皇帝；契丹攻破后汉京城建立伪政权后，又投靠契丹，任职太傅；一生三入中书（朝廷权力中枢机构），居相位近三十年，亡国丧君，未尝在意。晚年自号“长乐老”，著有《长乐老叙》，自述累朝荣遇之状，流传后世。
　　　　对冯道其人，《资治通鉴》引用欧阳修的话抨击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又加评论：“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zuò，羞），乃奸臣之尤（突出）也。”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治国理念，他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大厦的四根支柱，支柱倾倒了，国家必然灭亡。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乱世，冯道则是这个时代的突出代表，他为了能做官，“有奶就是娘”，谁上台就谄媚谁，谁下台就背叛谁，契丹入主中原，他又当了汉奸。更让人不齿的是，他晚年还写了自传《长乐老叙》炫耀光荣，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二字。因此，欧阳修痛骂他“无廉耻”，司马光斥责他“奸臣之尤”，是恰如其分的。
　　　　正因为丧失了“礼义廉耻”，所以五代都短命而亡。除了冯道，还有两个臭名昭著的乱臣贼子。石敬瑭是后唐皇帝李嗣源的女婿，权倾天下。李嗣源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夺得帝位后，猜忌石敬瑭，调任其为天平节度使，以削其势。石敬瑭以病为由拒不赴任，准备谋反，但兵力不足，于是以三个条件借兵于契丹：一是尊比自己年少的契丹君主耶律德光为父；二是夺取天下后，割让燕云十六州；三是臣服契丹，岁时纳贡。耶律德光大喜，亲率数十万铁骑南下，帮助石敬瑭灭了后唐。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后履行承诺：甘心做“儿皇帝”，上书契丹自称“儿”；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造成国家长期分裂；年年以臣子身份向契丹贡献财帛。
　　　　郭威是后汉侍中（近臣）、枢密使（军队统帅）。乾祐元年（公元948年），郭威统帅大军讨伐李守贞叛乱，凯旋过洛阳，西京（后汉以洛阳为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爵同宰相）王守恩自恃位兼将相，坐轿出迎。郭威以为不恭，大怒，不见，遂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王守恩为西京留守，白文珂不敢违命；王守恩听到消息，不敢抗拒，狼狈而逃；朝廷也不敢过问。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即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黄袍加身”的闹剧：驻军澶（chán）州（今河南濮阳）馆舍，一日凌晨，上千将士鼓噪而至，逾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须侍中自为之！”撕破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呼万岁震天动地。郭威就这样做了皇帝，建立了后周政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年后，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效仿郭威，也搞了个“黄袍加身”，又夺了后周天下。
　　　　石敬瑭为一己私利，出卖国家，认贼作父，是无廉耻的典型；郭威军权在手，换宰相如儿戏，视朝廷为玩偶，“黄袍加身”欺天瞒地，是无礼义的典型。“礼义廉耻”尽失，国家能不灭亡吗？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时，曾对五代53年间上千名高级官吏做过梳理，结果发现全节之士唯3人，死难之臣唯15人。这表明五代的忠臣义士寥寥，没有多少人为国家负责，更不必说舍生取义了。就冯道而言，投靠新主子，邀取　新富贵，就是人生追求，只要能做官，当汉奸也可以；至于后世怎样评价自己，他似乎没有想过！
　　　　这就是五代。这个乱世留给后人的遗产，唯有“礼义廉耻”不张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