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三槐堂早已在地面上消失，三教堂也仅存民众自建的三间堂屋。但是，开封三槐堂与开封三教堂却是我国历史上一对奇妙的文化连接体，二者表现出，我国社会进入北宋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期之后，华夏传统文化在图腾文化、姓氏文化、儒家文化三方面新的飞跃。二者表现出，在中国宗教史上，道教、佛教、儒教三教互相影响、渗透和相互融合，三教合一的历史性尝试。而这种尝试所体现的华夏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祠神文化也格外耐人寻味。 
    1.三槐是中国原始时代图腾文化的一种新飞跃。图腾是人类文明中一种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洪荒时期的华夏大地上，众多的氏族，分别把与自己的氏族源出有关、影响巨大的某些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作为自己的生命崇拜和氏族的标志。图腾文化虽然发生、繁荣于石器时代，但图腾文化的发展脚步并没有因为文明的进步而停止，其内容继续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发展和演变。进入古代文明初创年代以后，龙、凤、麒麟、黄河、泰山、长城等都成为华夏民族新的图腾，还有松柏竹梅和三槐九棘等。这些新的图腾，与远古及以前更早的图腾相比，都各自附加有明显的人文色彩，有更加浓烈的文化蕴含和独特明确的标志属性。 
    王祜、王旦的三槐堂，其三槐之寓意就源自周代三槐九棘所代表的三公九卿的标志图腾，并非植三槐于厅堂之前的王祜大儒所初创。《周礼注疏》卷三十五《秋官司寇·朝士》中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卿，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众庶在其后。”周代王朝在宫廷外植国槐三棵、棘树九株（棘树为丛生的灌木小枣树），上朝前，三公面对三槐而立，九卿面对九棘而站。三公九卿各朝代说法不同。西周时期的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九卿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少师、少傅、少保。《宋史·王祜传》载：祜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王祜先后在后汉、后周、宋太祖、宋太宗诸朝做官，历任御史大夫、知制诰、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已故著名宋史专家周宝珠教授，生前在《开封三槐王氏清风誉满天下》一文中，揭示了一段历史秘闻，王祜为何手植三槐预言后代必有三公，以鸣自己心中的不平，本文就不再转述。三槐成为三公的标志、三公的象征，通过三槐堂的故事，三槐已不再只是官位标志的图腾，更传递着一种正直、忠诚、仁义、善良的人格力量。三槐堂之三槐已飞跃为世人信奉德行的图腾。 
    2.开封三槐堂是三槐王氏的祖庭，是其姓氏文化的摇篮及飞跃发展之地。有史料记载王祜安家开封系“国初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始家京下，著籍开封”，时间应在公元965年至公元969年之间。其宅院位置就在曹门外，今三教堂街一带，现三间堂屋的开封三教堂就属北宋时期王祜的三槐堂遗址。王祜亲植三棵国槐的时间应在开宝二三年间，即在宋太祖赵匡胤派他去解决符彦卿的问题，经过调查后，在回禀赵匡胤时王祜以自己百口家人担保符彦卿无谋叛之罪以后。时间、地点、人物，史料记载都十分明确，开封三槐堂是三槐王氏的祖庭，是毋庸置疑的，有人硬说三槐王氏的祖庭在大名莘县，实属误谈。大名今属河北省，莘县今属山东省，只是王祜的祖籍而已。再往远处扯，王祜一支出自周代姬姓之王，具体点说，王祜是秦代名将王翦、王贲的后世子孙，王贲就是那位水灌大梁之人，历史有时是不存在轮回报应的。为官的王祜家又不在莘县，为相的王旦家更不在那里，最根本的是这三棵国槐王祜又未栽在那里，莘县后建的三槐堂谈何三槐王氏的祖庭呢？三槐堂哪里都可以有、到处都可以建，但只有开封三槐堂才是三槐王氏的祖庭，也是三槐王氏姓氏文化的发源地。 
    我国传统的姓氏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华夏民族的姓氏繁多、由来各异、差别极大，这座百家姓的文化大花园里也是百花齐放，三槐王氏之姓氏文化就是其中一枝奇葩。王祜自植下那三棵国槐，历经北宋九帝，160多年，家传七代，人口繁衍数以千计，其成员大多在朝内朝外担任要职。除王旦做了18年副宰相、宰相外，仅以《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可查到自王祜在雍熙二年十月，以中书舍人权知开封府外还有王随、王臻、王素、王公式、王存、王震、王觌、王宁八位大员权知过开封府，另有一些子弟在开封府任过推官、判官等，三槐王氏已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城内的显赫氏族。《宋史》中为三槐王氏立传者就有11人，他们是王祜、王旦、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这对一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罕见的历史记录。三槐王氏的祖风家风——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崇文重教、仁义忠诚，代代相传，逐渐走向全国，走向海内外。三槐王氏的家传清风成为其姓氏文化的特色和经久传播的原动力。三槐王氏之文化早已跃出了姓氏文化寻常的修谱、寻根、祭祖形式，而是在这些形式的基础上，浓缩搭建三槐堂的精神文化家园，所以其姓氏文化的影响更深、走得更远。那些饱学之士、当朝大家的碑铭文字，更让三槐王氏的姓氏文化大大升华。像苏轼的《三槐堂铭》、欧阳修的《太尉文正公（旦）神道碑铭》、范仲淹的《王公（质）墓志铭》，不但是当时的扛鼎之作，其留给后人的珍贵历史文献也是古今学人可读的三槐王氏之文化读本。“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这是入选《古文观止》和现代语文教材的《三槐堂铭》的文尾，苏东坡之绝唱。 
    斗转星移，人间沧桑，王祜的后代子孙都自称为三槐王氏，三槐堂不仅成为王祜一支王氏望族的堂号，而且组成天下大姓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分支——三槐王氏。其族人及族外华人对三槐堂的认知，已不是局限在血脉上的认同和感情上的亲近范畴，三槐王氏为人宽厚仁义、为官清廉的家风族风，一代一代积累为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的文化精神，这是三槐王氏姓氏文化发展的最大飞跃。王姓，是中国人数排名第一的姓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王姓人数高达9468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另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全世界各地的三槐王氏的总人数已在4000万人以上。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有堂号的王氏家谱，40%左右冠用的都是三槐堂。以这么庞大而又历史悠久的三槐王氏为文化市场，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肯定都是非常可观的。 
    3.开封三槐堂是儒家文化向儒教转化的一个典型个案。自王祜始，其子孙多是进士及第出身，三槐王氏之先祖多是学深著丰的大儒。综观三槐堂这一人文现象，是集儒家文化仁义、孝悌、忠诚、好学、图强之大成。而王祜植槐的寓意“祜有阴德，必有阳报”又有道释两家的思想。像王祜这样的三槐堂官宦世家，是绝对要受到当朝宗教理念的影响，从宋太祖到宋真宗，特别是宋真宗赵恒，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兼通道释又尊儒的皇帝，在真宗朝任相十余年的王旦肯定是天子的知音。这时的佛道两教在华夏大地上已经扎下教根，儒家学说的宗教色彩也已现端倪，三教合一的舆论在唐代就已出现，但一直未上升到王朝国策的层面。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大文豪苏轼应王旦之孙王巩之邀来到三槐堂，王祜所植的三棵国槐茂盛之极，他身背厅堂、面对三槐，写下了名篇《三槐堂铭》，遗憾的是苏轼没有只字交代三槐所对的王家厅堂里存在的一个历史之谜，一个从未见诸史籍的事实，一个多少学人寻“它”千百度，而“它”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史料中，几乎寻不到三槐堂先祖几代人的宗教色彩，有道袍可穿的道教，有袈裟可披的佛教，似乎都不是三槐王氏所特别追求的信仰。可是没有料到，王旦临终之际却留下遗言，要儿子把他的头发剃光，穿上僧衣再下葬。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由世代居住在三槐堂、三教堂遗址处的群众所提供的一个十分珍贵的历史信息，也就是三槐堂的厅堂里所供奉的那个公开的秘密。 
    儒家和儒教有没有区别，学术界争论很久。“至圣”孔子、“亚圣”孟子，二人都是不赞成宗教的，在儒家学说里基本上没有神的概念。但历史的演变是由不得他们的，统治者的意志和民间的软实力有非常明确和不可轻视的决定权。而像王祜、王旦三槐堂这样的世家，是既能影响皇帝的判断，又能引导黎民百姓认知的社会中坚力量。孔子、孟子的偶像与配享在北宋时期不但有了国家标准，而且上至朝廷国子监、下至贤人达士之家都供奉祭奠；《论语》与《孟子》的教义意味愈来愈浓烈；对孔孟的祭祀仪式定期而隆重，参加者皆称自己是儒家弟子。综上所述，构成宗教的要素儒家儒学越来越具备，特别是在和佛教、道教的存在竞争中，儒家趋化为儒教的色彩也愈加浓烈，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开封三槐堂对此演变所起的历史性作用，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以及与三教堂的密切关系，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