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歌源远流长，与异彩纷呈的古典诗歌交相辉映的，是丰富多彩、见解独到、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古典诗歌理论。在这个百花园中，同样盛开着一种别致而异彩纷呈的花朵。它以我国古典诗歌为对象，点评诗人诗作，分析诗歌流派，记录诗坛掌故，阐明诗学主张，表达自然随意，语句妙趣盎然，读之美不胜收。它诞生于北宋，盛行于两宋。在它的影响下，元明清以来，同类佳作不断产生，并且衍生出曲话、词话等形式。它，就是诗话。 
    两宋诗话知多少 
    作为中华古典文学的一门，诗歌诞生后，对于它的章法、鉴赏以及社会作用等，当然就有人发声“诗言志”（《尚书·尧典》），“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诗以道志”（《庄子·天下篇》）等，这就是散见于先秦典籍中早期的诗论。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对诗歌创作及其美学主张作出了系统论述。晚唐诗人、诗论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更是一部影响极大的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专著。但是，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称、以随笔为形式，在品评中阐发诗歌主张的诗论之作，乃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对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曾说：“诗话莫盛于宋，其传于世者，以修此编为最古。其书以论文为主，而兼记本事。诸家诗话之体例，亦创于是编。” 
    既然“诗话莫盛于宋”，那么自欧阳修始，两宋诗话有多少？恐怕学界至今也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结论。清代文学家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一书，收录宋代诗话有16种；近代藏书家、书目学家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增录宋代诗话12种。据现代著名文学史家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现存完整的宋人诗话有42种，部分流传下来、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而成的46种，已佚或尚有佚文而未及辑者50种，合计138种。至于凤凰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宋诗话全编》10卷，更是集宋代诗话之大成，收录宋代诗话达562家，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 
    在此不妨列举出宋代部分诗话及作（编）者如下，先来个眼熟吧： 
    《六一诗话》（欧阳修）、《温公续诗话》（司马光）、《中山诗话》（刘）、《后山诗话》（陈师道）、《玉壶清话》（文莹）、《王直方诗话》（王直方）、《冷斋夜话》（惠洪）、《蔡宽夫诗话》（蔡居厚）、《石林诗话》（叶梦得）、《竹坡诗话》（周紫芝）、《紫微诗话》（吕本中）、《临汉隐居诗话》（魏泰）、《环溪诗话》（吴沆）、《珊瑚钩诗话》（张表臣）、《西清诗话》（蔡绦）、《古今诗话》（李颀）、《藏海诗话》（吴可）、《陈辅之诗话》（陈辅）、《潜溪诗眼》（范温）、《岁寒堂诗话》（张戒）、《风月堂诗话》（朱弁）、《二老堂诗话》（周必大）、《诚斋诗话》（杨万里）、《韵语阳秋》（葛立方）、《观林诗话》（吴聿）、《白石道人诗说》（姜夔）、《剡溪诗话》（高似孙）、《后村诗话》（刘克庄）、《沧浪诗话》（严羽）、《草堂诗话》（蔡梦弼）、《艇斋诗话》（曾季）、《履斋诗说》（孙奕）、《对床夜语》（范文）、《高斋诗话》（曾）、《休斋诗话》（陈知柔）、《吴氏诗话》（吴子良）、《诗话总龟》（阮阅）、《苕溪渔隐丛话》（胡仔）、《诗人玉屑》（魏庆之），等等。 
    开山之作：《六一诗话》 
    《六一诗话》原名为《诗话》，后人为了区别、称引方便，称之为《六一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据作者于篇首“居士退居汝阴（今安徽阜阳）而集，以资闲谈”交代，诗话应作于神宗熙宁四年或五年（1071或1072年）。他这“以资闲谈”不当紧，却开创了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品评体裁。 
    在5000多字的诗话中，欧阳修以闲谈的方式，品评李白、杜甫、孟郊、韩愈、贾岛、郑谷、梅尧臣、苏轼等唐代和本朝诗人的诗歌，并于其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为了扭转宋初诗坛的不良风气，他批评当时“西昆体”诗人模仿李商隐用典太多、用语冷僻：“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可见，欧阳修认为诗歌创作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用典。 
    他提倡学习韩愈，高度评价其诗歌的语言运用：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 
    他极为欣赏梅圣俞“意新语工”“意在言外”的主张：“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接着又引圣俞的举例：“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他推崇诗的“高格”，指出郑谷诗作“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为此他以孟郊、贾岛为例，回答了“高格”的形成：“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没有对生活的真切感受，何高格之有？ 
    对于《六一诗话》的价值，郭绍虞先生曾说：“欧氏学有根柢，故是书虽取随笔体裁，不成系统，然细加抽绎，不难窥其全貌，正不能以此为不甚经意之作而轻率视之。” 
    集成之作：《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和《诗人玉屑》 
    欧阳修开了个头，此后诗话接二连三涌现。到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有人开始编撰大部头了，诞生了三大诗话总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和《诗人玉屑》（以下分别简称《总龟》《丛话》和《玉屑》）。 
    《总龟》原为《诗总》，编撰者阮阅（生卒年不详），字闳休，自号散翁，安徽舒城人，神宗年间进士，徽宗年间任郴州知州，《总龟》即成书于时。关于编撰由来和宗旨，阮阅在自序中说：“余昔与士大夫游，闻古今诗句，脍炙人口，多未见全本及谁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来官郴州，因取所藏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尽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以便观阅，故名曰《诗总》。”后来他在其《郴江百咏提要》里又说：“阅素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遗篇旧事，采摭颇详，于兹事殊非草草。”可见下了不少工夫，且为后人研究古代尤其是宋代诗歌提供了丰富资料。 
    《丛话》编撰者胡仔（1110年～1170年），字元任，自号苕溪渔隐，安徽绩溪人。该书前集60卷，成书于高宗绍兴年间，后集40卷，成书于孝宗乾道年间。关于编撰旨意，胡仔在后集自序中说：“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可谓用心良苦。 
    胡仔编撰《丛话》是受了阮阅编撰《总龟》的影响，因而两书关系密切，《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继阮阅《总龟》而作，“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 
    但是与《总龟》相比，《丛话》在编排体例、资料搜选、诗论阐发等方面，价值都胜于前者。《丛话》以时代为经，以诗人为纲，增设细目，重视大家，突出重点，罗列有序。在内容上，因元党禁解除，补充了大量有关苏轼、黄庭坚的诗话以及李清照的《词论》等，学术价值大增。更为重要的是，《丛话》不像《总龟》那样辑而不论，而是在称引中阐发自己的诗论主张，且不乏真知灼见。如评杜牧《宫词》：“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诗贵夫如此。若使人一览而意尽，亦何足道哉！” 
    诗话总集的最后一部《玉屑》，21卷，成书于理宗淳年间，编撰者魏庆之（生卒年不详），字醇甫，号菊庄，南宋建安（一说建阳，今属福建）人。他“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种菊千丛，日与骚人佚士觞咏于其间”（黄升《玉屑》序）。至于书名由来，《玉屑》卷后题识云：“古之论诗者多矣，精炼无如此编，是知一字一句皆发自锦心，散如玉屑，真学诗者之指南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它评价很高。 
    《玉屑》分类辑录宋人尤其是南宋诸家的诗话，与侧重于北宋诗话的《丛话》一起，便可览宋代诗话之全貌。该书第1至11卷，分诗辨、诗法、诗体等门类，阐述诗歌的体裁、格律、创作技法、禁忌以及各种诗体的起源和演变，第12卷以后品评两汉以来的诗人诗作。 
    阮阅、胡仔和魏庆之，三位学者接力；《总龟》《丛话》和《玉屑》，三大集成问世。今欲览宋代诗话之全貌，三书详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