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哲学、伦理学最富成果的时期。以程颢、程颐等人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结合在一起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理学兴起非偶然

        繁塔是开封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为四角形佛塔向八角形佛塔过渡的典型，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繁塔原名兴慈塔，因兴建于繁台之上俗称繁塔，又因建于北宋皇家寺院天清寺内得名天清寺塔。北宋时期，天清寺与相国寺、开宝寺、太平兴国寺并称为京都四大名寺。

        7月26日，也就是大暑节气的第四日，记者早晨趁着清凉走到繁塔附近锻炼身体。看着繁塔被矮墙围起来的愈发短粗的等边六角形身躯，看着在它北面那株已有1176年历史的国槐花开正浓，忽然想起这一带是旧时开封六大书院之一的明道书院旧址。

        明道书院始建于明成化二十年，时称大梁书院，也称玉泉书院，是从开封城区搬迁而来的。《如梦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塔（繁塔）后，朝北，有玉泉书院，亦名九仙堂，系分守大梁道王 所建。”该书院明末毁于水患。清康熙二十六年，驿盐分守道张思明重建改名二程书院。清光绪二十年，河南提学邵松年又增修，堂舍一新，励诸生“上溯伊洛之渊源，以明善诚身，求所以顺亲、信友、护士、治民之道”，更名为明道书院。生徒由提学拔取“通省举人之学行兼优者，酌调来院”。也就是说，能入明道书院学习的，大多是学有所长的优秀举人、贡生、廪生等。

        为什么改名明道书院呢？因为大梁书院初建时“内祀两程夫子”。“两程夫子”，就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人们分别称他们为明道先生和伊川先生。

        据屈春山先生在《东京汴梁旧事》里的记载，在繁塔东北侧，有一幢平面为十字形的青砖白灰缝、灰布瓦顶的古色古香的二层阁楼，俗称十字楼。阁楼前“立有清康熙二十六年《创复二程书院碑记》，大梁书院碑和明道书院残碑散放多处，其中阁楼前方东侧一居民院大门前垫石即是大梁书院碑残碑块，‘重修大梁书院碑’等字迹还清晰可辨。阁楼北边不远处有古槐一棵（据说为唐槐），每年都有枝叶生长，相传为书院遗物”。记者放眼四望，没有发现阁楼，只看到一片拆迁后的残垣和茂密的蔬菜、庄稼，不禁长叹一声。

        说到理学，不得不简单地介绍一下。《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这样解释，理学是宋明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想，主要有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宋学、新儒学。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致；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

        钱穆先生说：“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学自创立到蔚然成风，是对春秋时代战乱频仍、礼崩乐坏的一种思想反制。儒学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中处于“显学”。秦始皇嬴政一直排斥儒学，重视法家思想，甚至对儒家思想进行“焚书坑儒”等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个短命的王朝完成历史使命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倡导“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董仲舒进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有学者认为，魏晋玄学也是以老庄等道家的思想改造儒学、谋求儒学新发展的一种尝试。在唐朝，虽然皇帝多是道教和外来佛教的信仰者，儒教没有地位，但唐诗的成就，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望其项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北宋开国后，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儒学。

        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宋明理学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思想史必然的逻辑发展。
 
        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社会。而儒学是宗法观念的理论升华，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再现。而且，经历五代十国的黑暗之后，宋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贵族没落，庶族崛起，一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经典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北宋的政策为理学的兴起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北宋建国后，吸收唐、五代军人跋扈的教训，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用“杯酒释兵权”等方式陆续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以文官代替武将行职，“任宰相当用儒者”，这既保持了内部政治的相对稳定，又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安宁的社会环境。

        宋朝的政治文化政策，开辟了宋朝文化昌明的门径，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享誉千古，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出现众多的理学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虽然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宋代理学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在《宋史·道学一》中的排列次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除了上面几位以及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诸流派外，翻看中国宋代的哲学史，你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如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孙复、石守道、李觏、吕祖谦、张拭等。

       周敦颐，人们熟悉的是他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曾经激励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但这位濂溪先生可不仅仅只会写《爱莲说》，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哲学方面。他认为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进而提出“主静”“无欲”的道德修养论。强调只要通过修养，就能“自易其恶，恢复善性”，修炼到“不违背仁义礼智”的境界。更重要的是，他是程颢与程颐的老师。

        张载，原籍大梁，是我们开封人，只不过出生在陕西。他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2003年和2007年，温家宝同志在哈佛大学和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演讲时，曾分别将这22个字作为寄语送给年轻人。这位横渠先生，在哲学、思想及教育方面均成就卓著，堪称十一世纪的世界级大儒。同时，他也是程颢与程颐的表叔。

        你或许对邵雍不熟悉，但一定读过他的诗歌《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宋史》对其评价说：“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他有“内圣外王”之誉。他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有人甚至认为，推动世界科学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的二进制数码启蒙理论原创作者，就是这位安乐先生。要知道，电脑、电视等，靠的就是二进制数码技术。

        尽管周敦颐、张载、邵雍与程颢、程颐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但在宋代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程颢、程颐这对亲兄弟永远是不可或缺的。

        春风和气纯乎纯

        据说，在伊川书院道学堂门前有一副对联：烈日秋霜正者正也，春风和气纯乎纯矣。这副对联极好地说明了程氏兄弟的不同性格。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秋日偶成》，极好地道出了程颢的心性。

        程颢，字伯淳，也称明道先生。程颢的高祖程羽因辅佐有功，被宋太祖赐第于京师开封，居住在泰宁坊，被朝廷赠太子少师。程颢的曾祖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程希振死后葬在伊川，程家始迁居洛阳桥南的履道坊。程颢的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卒于该县。他的父亲程珦因年幼无力返乡，遂居住在黄陂，曾任黄陂县尉。他和弟弟程颐，都出生在湖北黄陂。

        人称程颢“生而神气秀爽”，“十岁能为诗赋，十三岁时，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庆历六年，15岁的他和14岁的弟弟，双双受教于周敦颐。他们师从周敦颐虽然不足一年，却受影响很大，“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嘉祐元年，因程珦升任国子博士，程颢随父亲到达京师开封。次年，程颢中进士第。此科由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宋仁宗亲自到御殿主持殿试。与程颢同榜考取的进士有苏轼、张载、曾巩、曾布、苏辙、朱光庭等。程颢举进士后，历任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

        程颢作为一代大儒，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思想家，还是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实干家，心怀天下，政绩卓然。程颢每到一地做官，都在大堂上悬挂“视民如伤”的匾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嘉祐三年，程颢任陕西鄠县主簿，曾以判民争藏钱案令当地人叹服，展示了他排解诉讼的才能。治平元年，程颢调任晋城县令，“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者”。其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欲治晋，先兴学”的主张，兴办乡校72处、社学数十处。史称其为治“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虽若甚迂，而民风实动”；其为政“常权价，不使其贵甚贱”。他离职时，百姓夹道相送，哭声震野。

        治平四年，程颢调任京城开封。熙宁二年，经吕公著推荐任太子中允，“授检察御史里行”，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对于这个职位，程颢认为“使臣拾遗补阙（缺），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数月之内，他上疏论君道、论王霸、论养贤、论修学尊师等十余事。而且每次进言他必讲“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常常直言数落宋神宗。有一天午餐时间已过，程颢仍旧唠叨不停，宋神宗虽然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旁边的侍从看不下去了，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程颢这才无奈地退了出来。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程颢也是反对派阵营中的一员。程颢在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王安石在朝中炙手可热，但对程颢十分尊敬，尽管他比程颢还年长11岁。这主要是由于程颢性情温和敦厚。一次，程颢受命前来与王安石议事，就劝王安石：“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他的一番话，让“安石为之愧屈”。尽管如此，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与言者为敌矣”，他也被赶出了京城，差权发遣西京路同提点刑狱，改差任镇宁军节度判官。

        熙宁五年，程颢以“以奉亲之故”归洛阳，与程颐等潜心涵泳道德性命之理，共同倡明道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据他的弟子记载，“（程颢）居洛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也正是这十年间，程颢与程颐的“洛学”达到理论的成熟，影响日益扩大。

        程颢10岁时曾读过东晋诗人吴隐之所写的《酌贪泉》诗，并写下了读后感，其中有两句：“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意思是说他意志坚定，外在因素很难动摇。据史书记载，程颢平时独坐或闭目养神或思考问题，总是一脸严肃、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他待人接物却满面春风，“为人和粹之气益于面背，数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正如宋人程节斋在《沁园春》词中所说：“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发露胸中书与诗。”朱光庭在汝州听程颢讲学，如痴如狂，听了三个多月才回家，回家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说“我在春风中坐了三个月”。

        元丰元年，程颢就任扶沟知县时建造大程书院，亲书“书院”二字匾额悬于大门之上，亲自“聚邑之优秀子弟而教之”。他倡导“乡必有校”，请来有名望的学者到扶沟传道授业，使扶沟县一时文风大振。

        元丰三年，程颢罢官回到洛阳，继续著书讲学。《宋史》本传称：“（程颢）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他潜心教育研究，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大学》之道在明德、明此理也”，而《中庸》“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中庸”。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

        元丰八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文彦博为其题写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他的弟弟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评价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这样的评价，并不算过分。

        烈日秋霜正者正

        能让学生听课“如坐春风”的是程颢，而让学生感觉“烈日秋霜”的自然是程颐。

        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 程颐小程颢一岁。在《伊川先生年谱》中，朱熹称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程颐年轻时，有很高的政治抱负。皇祐二年，18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这样的举动，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豪气。遗憾的是，他的满腔热情还是被泼了一盆冷水，既没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未受到召见。

        程颐“始冠，游太学”。主管太学的胡瑗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胡瑗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

        程颐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因特殊的原因没有中第。此后，他便绝意仕途，决心一生以处士的名义研究性命之学。熙宁五年，他的哥哥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设馆授教。元丰五年，曾任宰相的文彦博将自己的千亩良田拨给程颐，作为他著书讲学之用。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据《宋史·文彦博传》介绍，“彦博虽穷极富，而平居接物谦下，尊德乐善，如恐不及。其在洛地，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此后，程颐在鸣皋建起鸣皋书院。

        同程颢一样，程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宋史》称他“学本于诚，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南，而达于‘六经’”。

        他强调自我修养，认为认识事物的关键乃在“心”。其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在学习方法上，强调求其意，“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元丰八年，程颐受司马光、吕公著和韩公绛的推荐，以布衣受诏，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后到京师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任崇政殿说书，担负起给皇帝讲经书的责任。程颐先是以“学不足不愿任”辞职不被接受，后无奈之下只好从命，并上书朝廷，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选择道德高尚之人，“陈说道义”，以使皇帝“涵养气质，薰（熏）陶德性”；二是选择老成厚重之人，不使皇上接触“侈靡之物，浅俗之言”；三是应使讲官坐讲，以培养皇上“尊儒重道之心”。

        程颐教学素以严厉著称，强调师道尊严。他认为做学问要敬、要诚，首先要对老师、对知识心存敬畏。他担任宋哲宗老师时，每每“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按当时规定，给皇帝讲书必须站着，他却认为站着讲不能体现老师尊严，为此还专门写了《又上太皇太后书》，固执地提出要坐着讲，以便使皇上养成“尊儒重道之心”。

       程颐十分认真，每当讲课的前一天，便沐浴、更衣、潜思存诚，希望能感动皇上。而在讲解之时，他常常于文义之中挖掘阐发，反复推理，以求启发皇上。程颐在皇上面前讲课态度不卑不亢。有一次皇上有病，他仅仅问了病情就出来了。而太师文彦博则侍立在皇上面前，终日不敢懈怠。有人问程颐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程颐说：“文彦博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

        对于皇帝尚且如此，对学生的态度又会怎样呢？最典型的莫过于“程门立雪”。杨时是北宋熙宁九年进士，先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已是不惑之年的杨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并奔赴洛阳拜到程颐门下。一个严冬的午后，杨时读书时有了问题，与游酢商讨半天也没有解决，二人决定向老师请教。“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程颐醒来后，见二人还立在雪地中， 便说：“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后来，杨时得程门理学的真谛。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学正宗”，世称“龟山先生”。“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有句话说得好：人们嫉妒的往往不是陌生人的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飞黄腾达。由布衣一跃而成帝王师，程颐自然名重一时，拜其为师者甚多。程颐被称为“道遵海宇”，凡过洛阳的学子，以不见程颐为憾事。学子是“虚而往，实而归”，“无不裣衽而服”。这招致了一些人对程颐的反感。而且，程颐对朝政“议论褒贬，无所顾避”，也引起权臣不满。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互相攻击、排斥，引发名震一时的“蜀洛朔党争”，权势之争愈演愈烈，最后都没有经受住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的打击。

        程颐在崇政殿讲书不过一年多，导致他被罢归田里的只是一件小事。有一次程颐讲书时，小皇帝得了疮疹不能听讲，当朝的高太后便让程颐给她讲书。程颐竟然说高太后单独到殿听讲与礼节不符，这便给了一些人落井下石的机会。谏议大夫孔文仲向皇上奏了程颐一本，诬陷程颐“汙下佥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把程颐贬得一无是处。

        于是，程颐被撵出京城，回到西京洛阳管理国子监。到任后，一肚子委屈的程颐连续三年请乞归田里，说“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官。今以罪罢，则所授官不当得”，然而均未获准。元祐五年，他因父丧辞官。元祐七年尽孝期满，他任直部秘阁判西京国子监。

        此后，他多次遭受打击。

        绍圣四年，程颐被重新上台的新党人物流放到四川涪州。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后，他才被赦归洛阳。

        崇宁元年，朝廷立元祐奸党碑，程颐在“余党”之列。已是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得“迁居龙门之南”。此后，他在伊川鸣皋书院、嵩县陆浑龟子山庙里讲学。崇宁五年元祐党禁稍解，他才复宣义郎致仕。

        大观元年，程颐因病去世。殡葬时，“洛人畏入党，无敢送者”，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及尹焞经理丧事。邵雍的孙子邵溥听到消息后，星夜赶来送丧。

        这样的结局令人喟叹。

        程颐的弟子很多，主要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承前启后开新境

        在北宋中期，为应对社会变迁，程颢、程颐立足时代，对周孔之道、孔孟之学等儒家文本进行了创造性重构，提出并改造了许多旧有的哲学范畴和命题，成了他们对那个时代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

        程颢、程颐的著作由后人编成《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

        学者对他们的主要思想进行了归纳：

        理本论。“天理”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有理”。他们将自然、社会所遵循的原则纳入封建伦理的范畴，要求世人必须按“理”行事。 
  
        格物致知论。“格物致知”是二程对人们认识和修养方法的总结。“格物”就是深研万物的“理”，弄清其所以然。其主要研究的是“人伦”之理，深究伦理纲常。

        “万物莫不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程颐说：“物极必反，其理如此。有生当有死，有始便有终。”他们又认为这种变化是“气”的变化，是“气”的生灭，而不是“理”的变化，“天理”所规定的封建秩序是不变的。

        法先王的历史观。这是对先秦儒家的继承。他们认为，王者至尊、 至大、至贵的地位可与天比，封建的三纲五常不能改变，必须正纲纪、明法度，恢复前代明君的法治，维护宋王朝的中央集权。

        人性论。他们认为“天理”降于人的“性”是“本源之性”，要求人们自觉调节和控制感情、欲望活动，遏制淫酷残忍的“人欲”，以明先王远浮华、贵质朴的“天理”。

        程颢的识仁﹑定性，程颐的性即理﹑主敬﹑体用一源等许多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的，为后来许多哲学家所沿用，对宋明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程颢、程颐所开创的理学，被南宋的朱熹加以继承和发展后的程朱理学，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康熙为《朱子全书》作序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历代统治者对程颢、程颐的封隆甚厚。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六年，诏封程村为两程故里；明英宗天顺六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康熙二十五年，程颢、程颐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帝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然而，相当长时期以来，学术界认为道学或理学是反动的。有人认为，宋元明代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而理学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李泽厚认为理学在其数百年统治期中对广大人民造成了惨重毒害。更有人认为，程颢、程颐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束缚广大妇女的桎梏，是“吃人的礼教”，“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见谭嗣同《仁学》）。

       真的如此吗？让我们且看《河南程氏粹言》的记载：“子曰：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程颢、程颐所说的“损人欲”“复天理”是假托先王对当今后王的抨击。程颐确实曾经慨叹：“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然而他所说的“人欲”，专指私欲，并非泛指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一切欲望。

        再看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或许更能够理解他话语的真实含义。对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时代，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慨叹道：“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连本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夫妻之间也感情淡薄，不注重传统的夫妻情谊操守，“割男女之爱，辄相弃背。习俗日久，不以为怪”，如此这般，“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况女子乎？”这正是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背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抛开背景评论历史事实。

        因此，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文明的恢复与重建，在于中华文明人文情怀的回归。在新的变化和新的机会面前，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自立于世、才能无愧于世？这成了摆在理学家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张载说：“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这也恰恰契合了程颢、程颐的思想。他们在坚持人性善的同时，又将人性高扬为宇宙的本体——天道（天理），人性与天理直接为一，人性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和运行的根本法则。这可以说是宋代理学家对人性理论的最大发明。

        陈寅恪曾认为，在政治体制、生活行为以及日常观念等许多基本方面，即使释、道两教极盛，也未能取代儒家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即便对理学有微词，但李泽厚依然认为，宋明理学的“吸收、改造和批判主要表现在：它以释道的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为领域和材料，再建孔孟传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史界对程颢、程颐思想作了探讨认为，宋代理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是对释老思想的反动：一方面承中唐韩愈古文运动之余波继续排拒佛学，另一方面回归儒家道统，汲收综合释道之长。宋代理学家构建了一套精致繁复的内圣思想体系，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和思想，也有其政治文化上的作用——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起着相对于国防的心防作用，以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和维系等级森严的儒道伦常秩序。

这才是正确而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