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既是一种精神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人学者，他们热爱、鼓励读书，总结、指导读书，在自觉不自觉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文化。在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封的今天，这种文化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迪，是一笔值得好好批判继承的遗产。 
    读书之倡 
    打开历史，就不难发现大宋一朝读书风气之盛的蛛丝马迹。诗人晁冲之在《夜行》中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看到孤村中彻夜的灯火，他想到的人家不是在干别的，而是在读书。哲宗元符年间，观文殿大学士汪洙撰《神童诗》，开篇就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至于耳熟能详的诗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谁在号召读书？大宋真宗皇帝啊！ 
    宋代读书风气之兴，首先倡于朝廷，并得益于帝王的垂范。因为崇尚文治是基本国策，既然如此，那么皇帝当然要尊重、用好读书人，并且还要带头读书，做出榜样。宋太祖虽出身行伍，但却知道读书的好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他“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五年（958年），还未做皇帝的他随周世宗平定淮南，攻下寿州班师开封时，“私所载凡数车”，世宗派人检验，发现没有金银财宝，“唯书数千卷”，便问他：“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他回答：“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令世宗大为赞赏。黄袍加身后，他一方面多次提出“宰相须是读书人”，另一方面还号召：“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他批评那个据说是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宰相赵普：“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 
    继任者太宗，“幼颖悟，好读书”，他曾说自己“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他下诏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图书，藏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并命李等人编纂、完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类书，计2500多卷。他曾对近臣说：“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作为政治家，他读书当然离不开对治国理政的考虑，对于这方面的读书收获，他曾说：“朕览前书，备见历代治乱。大抵君臣之际，先要情通，情通则道合，故事皆无隐，言必可用。” 
    太宗读书刻苦用功，有一次，他“于禁中读书，自巳至申始罢。有苍鹤飞上殿鸱吻，逮掩卷乃去”。类书《太平御览》成书之后，他“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一年中把这部大书看了个遍，也留下了成语“开卷有益”的佳话。 
    不仅如此，“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群言之胜”的太宗，自太平兴国八年（783年）起，“命文仲以著作佐郎充翰林侍读，寓直御书院，与侍书王著更宿，而书学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问文仲以经书，著以笔法，湍以字学”。由此开启宋代经筵教育之端。经真宗朝过渡，到仁宗时期，宋代经筵制度正式确立，“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两宋皇帝通过读书学习来提高自身文化道德素质，有了制度化的专门平台。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真宗皇帝御笔一挥，写诗鼓励天下男儿：读书吧，读书吧，因为书中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在等着你。不得不说，这诗写得很俗气，但回到崇尚文治的大宋，还不得不说，这诗写得不假。因为那时，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读书与科举来获得。当然，他不缺千钟粟、黄金屋与颜如玉，但他同样爱读书，并且为了“著历代事实，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他还诏令王钦若、杨亿等人，历时8年，完成了大书《册府元龟》的编纂，计1000卷。 
     到了仁宗朝时，仁宗不仅热爱读书，还在范仲淹等人的推动下大兴办学之风，让更多的人走进学校。庆历四年（1044年），他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由此掀起了北宋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兴学热潮。 
    不得不说，为实现大宋“文治”的目标和培养选拔人才的需要，宋初几代帝王从我做起，他们的鼓励、倡导和示范，营造了浓郁的读书氛围，推动了读书之风的兴起，宋初文臣武将及全社会士人阶层，读书蔚然成风。 
    读书之劝 
    读书毕竟不是人的自然本能，作为一种社会化行为，走进书香之境需要别人启发、劝勉和引导。战国时期的荀子就曾写有《劝学》，勉励人们好好读书，“学不可以已”。在宋代，既然有了朝廷提倡，又有科举的诱惑，加上士大夫们“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因而劝勉自己和后人努力读书就是很自然的了。更何况，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与追求物质享受相比，“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书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品得到的。 
    苏轼，这位少年时代就“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人，曾在家书《与子弟书》中告诫侄子苏千之，要“勤学自爱”，并提出“可读史书，为益不少”的建议。在家书《与侄孙元老书》中也告诫族孙苏元老，“须多读史书，务令文字华实相符，期于实用乃佳”，并建议他“宜熟先后汉史及韩柳文”，即熟读《汉书》《后汉书》及韩愈、柳宗元的文章。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范仲淹在家训中这样教育家人。“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常作灾。”这是黄庭坚在赞美别人诗书传家。学者家颐，著有《教子十章》，其中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诗书味短。”大儒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因此，“诗书不可不读”“子孙不可不教”。他教育子弟，读书要珍惜光阴：“务学修身要及时，竞辰须念隙驹驰。清宵白日供游荡，愁杀堂前老古锥。” 
    邵雍读书，“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意志之坚十分感人。陆游读书更是以身作则，并写下大量教子读书的诗歌。“近村远村鸡续鸣，大星已高天未明。床头瓦檠灯煜，老夫冻坐书纵横。暮年于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渭。但令病骨尚枝梧，半盏残膏未为费。吾儿虽戆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他在这首《五更读书赋诗以示子》中不仅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与感受，也表达了对儿子的厚望。 
    读书当然要有先后的选择。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读书首先是经书和史书，这当然是由传统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也是个人参加科举考试、接受朝廷选拔人才的需要。因此宋代的家书家训中，劝勉后人读经、读史的就更多。 
    “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颢，提出读书的目的在于“知道”：“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苏颂在《戒子藏书铭》中教育后代：“惟苏氏世，官学以儒，何以遗后？其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邹浩告诫儿子，读书要“尊六经以为本，博群籍以为枝，可取者友，可奉者师”。读书的主次选择十分明确。洪咨夔在长诗《示诸儿》中教育孩子：“有书不勤读，惰农失春种。如何望秋成，箕杵日簸弄。一经胜金，万帙供洛诵。所愿器业进，增益门户重。”诗作既表明诗书教子的态度和期望，也表明了儒学的价值。 
    “嗜学蚤成”的叶梦得，既是诗人词家，也是经学大家。他在家训中要求子孙“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正其用心，然后可及他事。暮夜见烛亦复然。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对于自己，他要求“《六经》不可一日去手”。他为自己安排的夏日“课程”是：“五月以后，天气渐暑，不能泛及他书，即日专诵《六经》一卷，至中秋时毕，谓之夏课，守之甚坚。” 
    吕本中《童蒙训》开篇就指明：“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读书先儒学后百家，先后顺序颠倒不得。 
    即便是自由阅读，也不能忘经史。两宋之交的江端友告诫儿子：“食已无事，经史文典漫读一二篇，皆有益于人，胜别用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