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文集，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城风俗人情的著作，被誉为“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东京开封城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白描高手”追忆似水流年

        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除夕。

        春节是汉族最为重要也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不但要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这一天，人们要换上新衣，迎祖宗回家过年，并以年糕、三牲奉祀。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孟元老却没有迎接新年的心情，他坐在书桌前，开始写自己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言。他一边写，一边追忆逝去的似水流年。

        他的《东京梦华录》是记载东京开封城的。在那个城市，他生活了20多年。在完成书稿时，他已离开那座城市20年，“渐入桑榆”。

        幼时的他，曾跟随做官的父亲南来北往。他清晰地记得，他走进开封城是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居住在开封城金梁桥西夹道的南面，并在开封城长大成人。

        那时国泰民安，“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年幼的儿童只知道学习歌舞，头发斑白的老人甚至不知道战争的滋味；那时的开封城魅力无穷，“时节相次，各有观赏”，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和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农历七月初七的乞巧和农历九月初九的登高饮酒，还有在金明池观看水军操练以及在御花园游玩赏花，令人难忘；那时的开封城恢弘大气，举目望去，到处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装饰精致的马车竞相停放在天街中，饰以珠宝的骏马争先恐后地奔驰在御道上，“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奇美妙的音乐伴随着欢笑声在柳陌花巷飘扬，吹拉弹唱之声在茶坊酒馆回荡；那时的开封城富丽无比，“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奇花异景遍布道路的景象并非仅春游时才能看到，“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艺的精美奇巧使人惊讶万分，繁华奢侈的景象让人精神振奋；那时的开封城视野开阔，可在上元节之夜观灯、金明池检阅水军操练、郊外祭祀天地以及每年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的宗庙祭礼时瞻仰天子的仪容，能经常看到公主下嫁、皇子纳妃的热闹场面，可以欣赏建筑明堂的精妙技术和冶铸鼎鼐的快捷，甚至可以“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孟元老住在开封城20多年，到处观赏游玩，从来没有厌烦的时候。

        可是，在靖康元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践踏之下，富丽繁华的开封城灰飞烟灭，从此只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在靖康丙午的第二年，孟元老离开京城南下，逃避战火来到江南。虽然远离开封城，但故国故乡之思仍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

        事实上，自“靖康之变”之后，成千上万的北宋人逃到江南。当时，半壁江山落入金国，靖康之耻犹在心头，偏安的南宋朝廷昏庸无能、积弱不振。无力回天的南宋军民虽然“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心中更多的是对开封城生活的回想，以至于许多人“闻退珰老监谈先朝旧事，辄耳谛听，如小儿观优，终日夕不少倦”。孟元老自然也不例外，和那些“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觉“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让他更为难过的是，才过了十余年，“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年轻人怎么就“往往妄生不然”呢？他们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沉溺于醉生梦死的环境，还是真的不知道开封城曾经的繁华？

        为了避免天长日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让后人开卷能一睹开封城当时之盛况，孟元老在怅然中提笔追忆，“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亲当时之胜”，于南宋绍兴十七年撰成书稿。由于开封城昔日繁华已烟消云散，作者只能像《列子·黄帝篇》中所说的“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因而题书名曰《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开封城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包括开封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

         明代李濂在《汴京遗迹志·跋东京梦华录后》中说：“观是录纂述之笔，亦非长于文学者……”而《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的作者伊永文则认为，孟元老在很大程度上像是长期受传统诗文熏陶教育而专事笔墨的士人，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学修养，从《东京梦华录》中随处可见孟元老的“炼字”功夫。如孟元老所刻画的一系列食店人物形象：卖酒厨子、街坊妇人、闲汉、“厮波”、“撒暂”……寥寥几笔，形神如出，难怪中国历史学家邓之诚赞其“是谓白描高手”。

        让人感觉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这部成书于公元1147年的著作，直到南宋淳熙丁未（公元1187年）十月才得以刊行。赵师侠在跋中说：“余侍先大父，亲承謦咳，校之此录，多有合者，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因锓木以广之。淳熙丁未十月，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可见，在此之前，《东京梦华录》尚无刻本。这时，距离开封城沦陷已有60年。

        赵师侠何许人也？是宋太祖的儿子燕王赵德昭的七世孙，生卒年不详。浚仪呢？是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天的开封市。北朝、隋、唐先后为陈留郡、梁州、汴州治所；五代、北宋与开封县同为开封府治所。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浚仪改名祥符。赵师侠与孟元老一样，念念不忘的，竟然都是同一个地方——开封。

        这40年间，这本书有着怎样的历程呢？孟元老在写完这本书后，又有哪些著作呢？遗憾的是，他同赵师侠一样，生卒年不详，史载语焉不详。或许真如邓之诚所言，孟元老“其人盖已百岁，必不及见其书之行世，其书亦未必手定”。

        一个人，就这样留下一本神奇的书，让后人苦苦追觅他的身影……

        扑朔迷离的作者身影

        《东京梦华录》自问世以来，作者孟元老及其身世就成了一个难解的谜，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不停地寻觅。在这寻觅的人群中，不时可见开封人的身影……

        人们所公认的是，孟元老自号幽兰居士，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不详。他“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渐次长立”，至作序的绍兴十七年时“渐入桑榆”。

        孟元老是谁，为他首次出书的开封人赵师侠没有告诉我们，或许他们从未谋面。

        比他稍晚的南宋藏书大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里也说：“元老不知何人，少游京师，晚值丧乱之后，追述旧事，兼及国家典祀、里巷风俗。”

        明代开封人李濂，“有文才，罢归后更努力于学，居里中四十余年，益肆力于学，遂以古文名于时”。他虽然在《汴京遗迹志》中也说“元老不知何人”，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孟元老“寓京师者二十有三年，故纪载时事极为详备。但是时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不知何也”。他的这一观点，与明代藏书家胡震亨的意见相同。胡震亨一生嗜书如命，凡秘册僻本、旧典佚事、错差模糊不可卒读者均研读补正，时人称之为“博物君子”。胡震亨说：“但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何可略也？”

        他们的疑问，在清朝藏书家常茂徕那里得到了回应。常茂徕是清代开封文化名人，字逸山，又号痛定思痛居士。他24岁为秀才，道光五年拔贡。因屡试不遇，专心研究学问。他整理、注释的《如梦录》一书，是研究明代开封及明代城市社会、经济的重要书籍，一向为史家所重视。常茂徕大胆地提出一个观点，“艮岳为一时巨观，且以萃天下之名胜，独缺而不书”，是有人故意而为之，这个人就是负责建造艮岳的孟揆。“揆非异人，即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者也。推元老之意，亦知其负罪与朱勔等，必为天下后世所共指责，故隐其名而著其字”。他认为孟揆就是孟元老，甚至还这样调侃：“噫，揆亦黠矣哉！”

        孟揆是谁？在《大宋宣和遗事》《造园史》中有记载，宋徽宗赵佶笃信道教，于宫城之东北建道观“上清宝箓宫”，与延福宫东门相对。后来，宋徽宗听信道士之言，于政和七年“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山象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山”，因其在宫城之东北面更名为艮岳。在《宋史》中也有记载，“庚戌，诏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孟揆亲往措置”。 

        孟揆是孟昌龄的儿子。从《宋会要辑稿》中可以得知，孟昌龄与其子孟扬、孟揆、孟持、孟扩，在政和至宣和年间分据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都水监、将作监等要职，勾结内侍，权倾一时。然而，他们的名声十分不好，这一点在《宋史》中也有记载。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上书说：“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图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桩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内侍王仍为之奥主，超付名位，不知纪极……”他甚至建议宋钦宗“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奸赃，以正典刑”。

        常茂徕的观点可谓独辟蹊径、石破天惊，却招致中国历史学家邓之诚的批评：“元老本末不详。有常茂徕者，开封老儒，同治中犹存，喜收拾乡邦文献而不甚读书，改窜《如梦录》，令人叹恨，即其人也。不知宋人多以老命名，竟谓元老是字，奇想天开，坐实元老即孟揆。观其称朱勔为太守，胸无黑白可知。”然而，邓之诚只是否定了常茂徕的观点，并没有提出新的看法。

         时间到了1980年。开封著名文史专家孔宪易在当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孟元老其人》一文，认为《东京梦华录》所记的某些内容与孟揆身份不符。他认为孟元老不是孟昌龄之子孟揆，而是孟昌龄的“有服”晚辈孟钺。他根据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谓“观妓籍则府曹衙罢”，认为此乃孟元老的“夫子自道”，并从《三朝北盟会编》钦宗下诏中推断出开封府仪曹为孟钺。而孟钺能当上开封府仪曹，是孟昌龄家族显赫时蔡京保奏下推恩的产物。孟氏家族依仗蔡京势力荣耀一时，后来因蔡京遭受弹劾被罢放，其中就包括孟钺。

         孔宪易先生曾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他的观点引起了日本国同行的关注，特地前来拜访。这天有人上门通知让他去宾馆会见日本客人。他说：“他既然是特意来看我的，能从日本跑到开封来，就不能从宾馆跑到我家吗？”可见他的人格与性情。在他去世后，开封老作家王不天曾在《文人气节》一文中讲述过此事，并讲述了他给自己送校订《如梦录》一事，言语切切，感情真挚。

        孔宪易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首肯。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沿袭孔宪易的思路，作进一步考证后认为，“元老”很可能是孟钺老来的俗谓“官”称。孟氏家族“积恶如山”，故以“元老”讳之。他甚至认为，孟钺不仅是孟昌龄的“有服”族人，而且是直孙。《靖康要录》卷五记载，靖康元年五月五日“臣僚上言：顷者奸臣用事，子弟亲戚本无才学，夤缘冒宠，超躐显位，其甚者已赐罢黜。有幸免者……孟昌龄孙开封府仪曹孟钺，或冒从官贴职之荣，或膺任使宫祠之职，未蒙斥免，士论怫蒋，伏望褫罢”即为明证。

        而《东京梦华录笺注》的作者伊永文则认为，“孔氏证据揣测成分较多，成立较难。余以为不必坐孟元老为孟钺，疑元老取宋人常见名字为托名，其人或为孟姓贵胄子弟，或为浪迹京城出上入下书会先生，记录风士，以使人追忆故都之乐为要”。他推断孟元老系徽宗朝宗室子弟赵子淔的化名。赵子淔以幽兰居士自居，曾参与修建艮岳，以宗室子弟身份游嬉市井，阅历丰富，且文字功底深厚，著《东京梦华录》自然不在话下……

        他的这一论断，又使孟元老的面目模糊起来……

        尽管作者的面目模糊，但洋洋洒洒十卷、三万余言的《东京梦华录》却是真实的，留下了“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给予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对于《东京梦华录》，学术界原多认为“是学术研究上很有用处的一部书”，社会科学研究者甚至包括建筑、交通、造船、兵器、气象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将它视为必查必备必用之书。旧时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开封城的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

        到了近代，《东京梦华录》很高的经济社会文化史价值，引起中外许多学者专家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此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称其为“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那么，《东京梦华录》到底为我们讲述了什么呢？

        简单地说，《东京梦华录》按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前三卷，从京城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肆、勾栏等方面，缅怀北宋故都壮丽景观；第四、第五两卷，记述皇家仪典、斋道宴请、行肆百业、京瓦伎艺、婚嫁育子等民俗仪式；后五卷，按照年节时序描绘皇家和百姓的节庆狂欢。

        唐末、五代时，“汴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经济已相当发达。唐代晚期，都城长安的给养完全依赖汴河漕运，汴州已是工商业繁荣的水陆要汇，“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肆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这也是开封成为五代梁、晋、汉、周都城的原因。北宋统一后，开封已成为“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的重要都城。据河南大学教授刘春迎所著《开封地下城揭秘》一书所述，北宋时期，汴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五丈河）以及金水河，在京城交汇，被称为“四水贯都”。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至泗州，汇入淮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不仅江淮、荆湖、两浙、福建，甚至远至四川、两广的漕运物资，也要经汴河运送至京师开封。汴河里长年漕运的纲船有6000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4次。这样的情景，在周邦彦的《汴都赋》中可以得到印证：“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

        入宋以后，所谓“坊市分区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店铺。

        “北宋时期的东京，是我国古代真正意义上城市的开始。”刘春迎认为，东京城传统的“坊”已荡然无存，商店林立，“河市”“夜市”“瓦肆”繁荣，连皇家寺庙大相国寺都位于闹市。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城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场景。《东京梦华录》同样用了大量篇幅，从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记述当时“人物繁阜”“人烟浩闹”的繁盛景象，甚至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当时商业繁荣，孟元老在描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彩帛交易情景时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夜禁”取消，开封城里出现“夜市”“早市”和“鬼市”。有的地方甚至“夜市直到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因为“夜市”，开封成了一座不夜城。以至有人形象而又不无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

        北宋开封城商业种类繁多，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纱行、牛行、鱼行、米行、肉行、马行、果子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酒楼、食店、茶坊、酒店、客店、馒头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大货行、小货行、杂物铺、药铺、染店、金银铺、彩帛铺、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三十多“行”。在《东京梦华录》卷三、卷四中，北宋开封城内提供劳务者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连平日修整房屋、粉刷墙壁、出清垃圾粪便等杂务也可以临时雇人，而且“随手即就”。

        民以食为天。在当时的开封城中，有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潘楼、欣乐楼、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七十二户”。其中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酒楼“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当时的饮食品种繁杂，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入炉羊头签、葱泼兔、假野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等竟有五六十种之多。

        《东京梦华录》精心描绘的各种市场交易情况、商品的种类、行业的活动，充分说明北宋晚期开封城经济的繁荣和交易的旺盛是空前的。

        孟元老还用大量笔墨记录了当时开封城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在瓦肆上演的有平话、杂剧、舞蹈、杂技、影戏、说诨话等。当时的瓦肆热闹万分，不但演戏说书，而且“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见其盛况空前，经久不衰。

        品味《东京梦华录》，才会知道开封城曾经的繁荣与富庶，才会更深刻感受孟元老在“靖康之变”之后的苍凉感，才会明白邓之诚所言孟元老“但述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而使阅者试一回思，不绝涕涟”的真意。

        这是“无声的哭泣”，比直言更能撼动人的内心。

        南宋初年，著名诗人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朝经过开封时，看到“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麓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连大相国寺也成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的荒凉处所。

        这样的情景，假如让孟元老看到，又会发出何等感慨呢？恐怕不仅仅是“不绝涕涟”了。

        开“梦华体”文学先河

        在《东京梦华录》序言中，孟元老显得很谦虚：“此录语言鄙俚，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尔，观者幸详焉。”

        事实上，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

        然而，对于《东京梦华录》，人们最早的看法不是文学书籍，而是地理书籍。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说：“以其首载京城宫阙、桥道、坊曲尤详，故系之地理类。”赵师侠在《东京梦华录跋》中也说：“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

        至明清时，《东京梦华录》为历史地理类著作已成定论，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东京梦华录十卷”的评价可见一斑：“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该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纪，与《宋志》颇有异同。” 的确，阅读《东京梦华录》，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民风时尚，同时还能感受到宋代经济发达和城市繁荣的生活气息。从这一点而言，《东京梦华录》有点像我们的时尚旅游指南。

        但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在《东京梦华录》之后，出现了大量类似著作，其中南宋最著名的是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此后历代不绝，如熊梦祥的《析津志》、陶宗仪的《元氏掖庭记》、李有《古杭杂记》、蒋一葵的《长安客话》、史玄的《旧京遗事》、李濂的《汴京遗迹志》、刘侗和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吴应箕的《留都见闻录》、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朱彝尊的《日下旧闻考》、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如此名目繁多的笔记小说，蹈袭的竟然都是《东京梦华录》的风格。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为何会诞生大量此种风格的作品，而且呈现绵绵不绝之势呢？

        纵观中国城市文学历史，早在春秋之际就已揭开序幕。尤其是汉代，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阳赋》、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等一系列赋，给秦汉以来的文学样式以极大影响，尤其是唐笔记、小说。正如《东京梦华录笺注》的作者伊永文认为的那样，“这些笔记局限于或一城或某一方面或人物或琐闻或典章，且其所述多为搜奇掠胜、志神志异、碎语逸事等，尚未达到全景或全方位以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地步。《东京梦华录》的出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它除有笔记小说所具备的风土岁时之胜，兼及游观之盛、娱乐之资等功能外，还特别具备以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为底蕴，开都市文学滥觞之风”。

        可以说，《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汉族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假如按照如今“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文体的叫法，《东京梦华录》自然可以称为“梦华体”文学。

        “《东京梦华录》所产生的时代乃是中国城市经济和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东京梦华录》是以完全意义上的记述这种都市日常生活的作品面目出现的。它一丝不苟而又全面地描绘了不同于过往的如通宵达旦的早市、夜市及较为新潮的市民阶层。这是任何一本在《东京梦华录》之前或以后反映城市生活的笔记小说都不能及的最主要原因。”尹永文认为，“正是由于《东京梦华录》所依据的这一无可替代的地位，它也就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性质位置，它才脱离了那种就固定的城市格局而平铺直叙的笔记传统……《东京梦华录》抛弃了正史官样文章的途径，在宋代文学丛林里开辟出了一条以上下通晓的语言记述市民日常生活、回忆都市繁华的笔记小说创作道路。”

        《东京梦华录》所营造出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思想氛围，成为“梦华体”文学中永不衰竭的主题。从《东京梦华录》中，我们能感受到其对故都的无限怀念和深沉的怅恨之感，但更多的是歌舞升平时代的美好。《东京梦华录》对开封城城郭、河流、大内、诸司、市井游观、岁时物货、街巷店肆、民风俗尚等方面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不但使北宋都城的繁盛景象在许多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回忆，而且为后人探索那个时代各个阶层居民的生活面貌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价值。伊永文认为，“孟元老就是在这样缥缈虚无的文学描写氛围中展开追忆东京之旅羽翼的，这也是其著曰‘梦华录’的原因，它表明了孟元老受先秦以来‘梦’的文学的影响，类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给人梦幻优美无穷之遐想……”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书的功用，不仅仅在于鞭挞假恶丑，更在于讴歌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东京梦华录》所描写的东京，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这是旅美华人作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文章里的句子。

        因此，我们的开封城是有福的，一幅《清明上河图》、一本《东京梦华录》，为我们留下了它的盛世繁华景象。这两件稀世之宝珍藏到今天，对于这座城市的居民，我们是有福的，也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