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科举的主考官，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当时文坛宗主欧阳修，读到一份答卷，这篇文章见解独到深刻，笔力稳健通达，隐隐传递出一股大家的风范。欧阳修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本来决定将它列为第一名，可转念一想，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之好，作者会不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呢？可是如果将曾巩列为第一名，岂不是徇私吗？为了维护考试的公正，欧阳修决定忍痛割爱，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发榜之后，欧阳修才发现他读到的这篇好文章根本不是曾巩写的，而是来自眉山的小伙子苏轼！ 

    放榜的日子到了，苏洵陪着儿子去看榜，只见大红榜上苏轼、苏辙的名字赫然在列。苏洵激动地紧紧抱住两个儿子，一时间感慨万千。看着儿子初出茅庐便轻松上榜，想自己求索半生却榜上无名，这悲喜交加的心情让苏洵颇感难堪，随口吟诵一首小诗：“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进入考试的第三步，由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兄弟俩与其他380多位举子都顺利通过，成为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22岁，苏辙19岁。 

    古人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50岁中进士都不算老，苏轼兄弟俩真是名副其实的少年成名！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却给后人留下一段佳话。 

    原来，欧阳修这次虽然认对了好文章，却点错了好名次，而对于苏轼这篇杰出的文章，他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意思是：上古尧帝的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之严厉，而乐见尧帝用刑之宽仁。皋陶本是舜帝任用的法官，后来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为什么会在苏轼的笔下成了尧帝的执法官呢？ 

    一次，欧阳修问苏轼：“你文中所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苏轼顺口答道：“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苏轼走后，欧阳修将《三国志》中有关孔融的部分细细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第二次见到苏轼，又问这个问题。苏轼这才老实交代说：“这是我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当年曹操灭掉袁绍之后，将袁绍漂亮的儿媳妇赏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的典故出自哪里？孔融说：‘想当然罢了，今天能发生这样的荒唐事，古代肯定也有’。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想当然，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吧。”（事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欧阳修非常欣赏这个回答，后来他多次对别人谈及此事，说“苏轼这个人真是善于读书，善于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语载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他还高兴地说，“读苏轼的文章，真是感到后生可畏，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要辟开一条路，好让他出人头地！” 

    苏洵的文章在此之前本就在京城有一定的流传，加之他的两个儿子同榜高中的巨大舆论传播，苏文随即产生巨大反响。一时间，苏氏父子名声大噪，风光无限。此时的欧阳修又特别赞赏苏洵的文章，誉为“孙卿子之书”，并献于朝廷。于是，“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许多考生，争读他们的文章，甚至学习他们朴实高古的风格。当时有谚语说：“苏文生，吃菜根；苏文熟，吃羊肉。” 

    苏文名动天下，苏洵也终于成就了自己，“老苏”也就成了苏洵的专有称号。苏洵正式登上北宋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基本上结束了宋初文坛长期存在的文道之争、骈散之争、难易之争，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文学发展的基础。 

    父子三人皆大家 

    中国文学史上，一家父子兄弟并称者不少，如汉代的班彪、班固 、班昭，三国的曹操、曹丕、曹植，南朝的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等。但是，却没有哪一家在总体成就和精神影响上比得上三苏。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来自眉山的 “一门三父子 ”独占三元，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光辉存在。 

    苏洵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曾自言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言当世之要”，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一整套关于政治革新的主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审势”“定所尚”。其次主张“尚威”，加强吏治，以此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从而振兴大宋王朝。曾巩曾说苏洵“颇喜言兵”，而他的《权书》十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制敌》《上韩枢密书》和《上皇帝书》等文章都论述了一些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则更进一步揭露了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就是残民。在《兵制》中，他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强国主张。《权书》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又指出项羽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并且强调以强攻弱、避实击虚、善用奇兵和打速决战、疑兵、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写的议论文见解颇为精辟，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并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出“胸中之言”，还主张文章应该“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有着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曾在《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流传于后世的有2700多首。他的诗有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同情人民、关心生产。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脍炙人口。他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特点，还能写出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他在岭南写的农村景物诗就充分体现出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的生活和普通自然的小景中领悟新意妙理，从而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琴诗》《题西林壁》《泗州僧伽塔》等就是即景寄意。还有一些诗满含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的精神。此外，苏轼还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石苍舒醉墨堂》等。 

    苏轼的词恰似北宋词坛的一阵清风，既影响了当代，又为词体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300多首词来看，苏轼的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仅用来写爱情、离别、旅游等，还用来描绘农村生活、报国壮志、贬居生涯等。 

    苏轼散文中的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与《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一同被传诵为名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力求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还擅长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 

    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这就触及到文学创作的规律。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他的文学观，致使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具有独到的成就。